上海昨遭最严重浮尘天气 空气污染指数达500

    2007年04月03日

    上海昨遭近年来最严重的浮尘天气。昨天，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的分析证实了公众对空气质量的担忧：空气污染指数API高达500，这一数据超过重度污染API指数300的限值，是上海自2000年6月1日建立可吸入颗粒物测量以来的历史最高值。

    实际上，近5天来，上海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始终处在较高水平。

    不过，在昨天的三项关键性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中，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的指数仅为41和30，换算到相对空气质量等级，都属于“优”。这说明，昨天的空气污染并非完全由于本地的工业排放和扬尘污染所引发。

    据卫星云图显示，此次浮尘天气主要受西北偏北气流引导，先自西向东、后自北向南影响中国北部、东部大部分地区。通过分析，甘肃治沙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认为，“上海的春季降尘可能受到西北沙漠浮尘的影响。”

   上海浮尘受累于西北沙尘暴

    “上海发生的浮尘天气应该与来自西北方向、常年影响全国的沙尘暴有一定关系！”昨日下午，甘肃治沙研究所所长王继和如是对晨报记者说：“今年的浮尘与往年相比并无改善，近年来起自中国西北的沙漠浮尘波及范围越来越广，上海的春季降尘从历年经验来看属于正常情况，可能也是受到了西北沙漠浮尘的影响。”

　　浮尘与沙尘暴有区别

    华东师范大学束教授昨日称，浮尘和沙子不同，浮尘中许多粒径是10微米以下的粒子，如果大风持续的时间很长，会非常轻易地随着天气系统运动，被搬运到千里之外。

    束教授认为，由于很多污染物轻而易举就能漂浮很远，因此，造成某个城市空气污染的除了本地原因，还有外部因素。“任何处于上风向的污染物，都会影响上海空气质量。”正是意识到这点，虽然上海从未出现过沙尘暴，但在去年公布的本市气象灾害预警信号中，已加入了沙尘暴的预警。 （记者 郭翔鹤 葛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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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报记者 李祎

　　4月2日，整个上海都笼罩在一片昏黄的“迷雾”中，这种特殊的扬尘天气也让沪上市民颇感不适，不少市民觉得口干舌燥、呼吸困难，更有市民反映自己复发了鼻炎。有关专家指出，当空气环境质量达到重度污染时，健康人运动耐受力降低，有明显强烈症状，会提前出现某些疾病，因此提醒市民应根据空气质量情况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老年人、儿童、体弱者以及呼吸道疾病患者应当留在室内，避免长期暴露在重度污染的空气中。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呼吸科专家告诉早报记者，这种天气对人的耳鼻和肺都有一定的损害。因为扬尘天气中的粉尘和灰尘等颗粒就相当于一个载体，颗粒表面会附着各种有毒有害物，然后侵入人体呼吸道。“直径在0．5-5微米的微小颗粒，可以直接通过呼吸道沉积在人的肺部，引发呼吸道疾病。”而滞留在鼻咽部和气管的颗粒物，还能与进入人体的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产生刺激和腐蚀黏膜的联合作用，损伤黏膜、纤毛，引起炎症和增加气道阻力。

　　在家尽量关闭门窗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表示，这种天气长期在户外活动，粉尘持续不断地作用的确会导致慢性鼻咽炎、慢性气管炎等疾病的发作。因此尽量减少外出，在家时也尽量关闭门窗。

　　出门带好防尘工具

　　如果必须在室外时，最好使用防尘、滤尘口罩，以减少吸入人体的沙尘。可用湿毛巾、纱巾等保护眼、口、鼻。但这种简单的防护对粒径小的颗粒起不到阻挡作用，过敏体质的人也不适合佩戴口罩，可以采用包括戴眼镜、穿戴防尘手套、鞋袜、衣服等其他措施来保护眼睛和皮肤。

　　注意过敏原的摄入

　　上海市疾控中心昨天还发布了疾病预告，疾控中心的专家介绍说，4月份天气多变，市民除了预防感冒等呼吸道疾病的发生，有过敏史的市民还应注意过敏原吸入或摄入引起过敏性疾病。而在扬尘天气下，过敏体质的人就非常容易发生各种过敏性皮炎及皮疹，市民应当做好防护措施。

  贪官戴的手铐有他妻子的一半 

    2007年03月30日   廉政频道
 

 
    歌颂美好夫妻关系的歌曲《十五的月亮》，有句烩炙人口的词：“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如今有个琅铛入狱的贪官，在被戴上手铐时，以类似的句式，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女人的一半是男人，对夫妻来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以至各自的行为都深深打下对方的烙印，“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不过，同样是“一半”和“一半”的融合，结果却会大相径庭，有的生发出“军功章”的荣耀，有的则获得“手铐”的惩罚。前者属正题，后者为反题。

    夫妻间的“一半”相助，应当做正题，不做反题。特别是拥有权力者的“另一半”，是作为“贤内助”，“助”其“权为民所用”，还是作为“贪内助”，“助”其“以权谋私”，往往会导至“军功章”或“手铐”的两种不同结果，演绎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路，不可不察。

    在如今的官场，“贤内助”并不少见。人民好公仆郑为民一心为民，一身正气，他的妻子杨力求就是一位“贤内助”。她全力支持郑为民勤政廉政，从不利用丈夫的权力为家庭谋取任何私利,她一直在平凡岗位上劳动,风雨天仍挤公交车上班,从不搭乘公家的“便车”，并为自已定下一个包括“不接受任何礼品”的“三不”规矩，始终坚守着。他俩的儿子说：“在廉政的问题上，爸爸把前门，妈妈把后门。”但无庸置疑，时下与贪官共生的“贪内助”，也越来越多。一家网站上有份“贪内助”名单，内中提到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之妻王骁，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之妻程辛联，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之妻韩桂荣，浙江省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之妻傅培培，北京市原交通局副局长毕玉玺之妻王学英，山东省供销社原主任矫智仁之妻钟福卿，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之妻田雅芝，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之妻符荣英，等等。自然，这份名单远非一份完全名单，但已足以说明在一个贪官后面总有着一个贪妻，就如同一个成功的男人的后面总站着一个支持他的女人一样。

    贪官与“贪内助”，有些原本都是私欲膨胀的人，权欲薰心，钱迷心窍，一旦权在手，就夫唱妇随，狼狈为奸，利用权力“一个在前台唱戏，一个在后台收钱”，共同演绎疯狂敛财的双簧戏。也有些贪官初始倒是不贪的，甚至曾以清廉自许，但由于“另一半”贪婪，经不住“枕头风”的日刮夜吹，逐步滑向犯罪的深渊。因受贿被判死缓的贪官毕玉玺，刚任领导时是拒贿的，“贪内助”王学英以“爱家庭，爱儿女”的畸形的爱，要其为子女敛财，于是他开始收受礼金，从半推半就到照单全收，从只收钱到无所不收，从战战兢兢到毫无顾及。戚火贵出身贫苦，一度曾被人认为是清官，但妻子符荣英对送礼行贿者来者不拒，甚至主动索要，终于将戚火贵拖下了水。说自已戴的手铐有他“妻子一半”的贪官矫智仁，其妻钟福卿对他走上犯罪道路起了极大的推波助浪作用，在矫智仁的涉案总额中，由钟福卿直接经手的达40多万元。近日一个报道说，北京某大学的一个博士生导师，受被称为“家庭女皇”的悍妻逼迫，一次次挪用公款给她炒股，涉嫌挪用公款罪被立案处理。

    贪官犯罪，最根本的原因自然是内因，是他们自身的蜕化变质。倘若他们一身正气，一心为公，就能“拒腐蚀，永不沾”，即使“另一半”是“贪内助”，也能给以极积的影响。但是，夫妻毕竟是“一半”和“一半”的亲密关系，要有效地抵御“枕头风”的侵袭，并不是容易做到的。因此，倡导“廉内助”，“一半”和“一半”间经常相互提醒“勿以恶小而为之”，防微杜渐，在官员家庭内部筑起反腐的防线，让家庭成为廉洁、平安的港湾，实是深入反腐防腐的必要。

    俄罗斯有一个著名童话：金鱼的故事。讲一位渔夫在海边救了一条小金鱼，小金鱼为报救命之恩，答应为渔夫效劳，“有什么要求，都能替你办到。”渔夫的妻子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逼迫渔夫向小金鱼提要求，先是面包、木盆，继是木屋、宫殿，再是要做贵夫人、当女皇，小金鱼都满足了她，可欲壑难填的渔夫的妻子，可说是个疯狂失去理智的“贪内助”了，竟提出要做主宰大海的女霸王，让各种鱼儿来侍奉她。小金鱼用尾巴在水里一划，游进了深深的大海。于是，渔夫渔婆家中先前出现的东西全部消失了，衣衫褴褛的渔婆坐在破旧小屋里，仍然过着过去那样贫穷的生活。这就是贪得无厌的报应。一切“贪内助”都要以这个贪婪的渔婆为戒，一切为人夫的也切忌像渔夫那样对“另一半”错误指令那样俯首听命。跌入贪污腐败的泥坑后，就想再恢复渔夫夫妇原先的贫困生活也不可得，而是要戴上手铐在囹圄中苦渡春秋了。因此，我想，在官场上，男“一半”也好，女“ 一半”也好，都不妨重温一下这个“金鱼的故事”。(江曾培)
 

  复慧朗居士书

   印光法师文钞

　　接手书，不胜感愧，光粥饭庸僧耳，何可与诸君论外典事。然既见托，只得略说所以，欲知此义及所主，先须知命为何物，力为何物，并列子意中将二子认作何物，然后再讲所主，则便成有功于世道人心之言论。若俱不知，则此力命之说，皆非儒佛所许。命者何，即前生所作之果报也。又依道义而行所得者，方谓之命，不依道义而行所得者，皆不名命。以此得之后，来生之苦，殆有不忍见闻者，如盗劫人钱财，暂似富裕，一旦官府知之，必至身首两分，何可以暂时得乐，便谓之为命。力者何，即现生之作为之谓。然作为有二，一则专用机械变诈之才智，一则专用克己复礼之修持。
    列子所说之命，混而不分，所说之力，多主于机械变诈。故致力被命屈，无以回答。以孔子困陈蔡，田恒有齐国为命，是尚可谓之知命哉。孔子不遇贤君，不能令天下治安，乃天下群黎之业力所感，于孔子何干，颜渊之夭，义亦若此。田恒之有齐，乃篡夺而有，何可为命。现虽为齐君，一气不来，即为阿鼻地狱之狱囚，谓此为命，是教人勿修道义而肆志劫夺也。吾固曰，列子不知命。不观孟子之论命乎，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方为真命，则不依道义而得，不依道义而失，皆非所谓命也。
    列子论力，多属于机械变诈之才智，圣贤之所不言。圣贤所言者，皆克己复礼之修持也。唯圣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欲寡其过而未能。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人皆可以为尧舜。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皆力也，此儒者之言也。至于佛教，则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令其忏悔往业，改恶修善，必期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戒执身，不行非礼。以定摄心，不起妄念。以慧断惑，明见本性。皆克己复礼修持之力，依是力而行，尚可以上成佛道，况其下焉者。故楞严经云，求妻得妻，（求妻者，求贤慧贞静之妻也，否则妻何得向菩萨求。）求子得子，求长寿得长寿，求三昧得三昧，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大涅槃者，究竟佛果，皆由依教修持而得，其力之大，何可限量。
    袁了凡遇孔先生，算其前后诸事，一一皆验，遂谓命有一定。后蒙云谷禅师开示，兢业修持，孔生所算，一毫不应。然了凡乃一贤者，使其妄作非为，则孔生所算，亦当不灵。是知圣贤训世，唯重修持，如来教人，亦复如是。故所说大小权实法门，无非令众生断除幻妄之惑业，彻证本具之佛性。故世有极愚极钝者，修持久久，即可得大智慧，大辩才。
    列子以一切皆归于命，则是阻人希圣希贤之志，而奖人篡夺奸恶之心，俾下焉者，受此祸害于无穷，即上焉者，亦颓奋志时勉之气，以致终身不入圣贤之域，作一碌碌庸人。此一篇文，完全于世无益，有何可研究之价值乎哉。光少不努力，老无所知，偶因问及，任己意说，其是与非，任人所指。又光年近七旬，精神衰颓，兼以冗务繁多，直是不能支持。祈勿再以此种事来问，再来问，则原函寄回，决不答复，以免于人无益，于己有损也，祈慧察是幸。

     节录自 刘向《说苑》卷四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于行者，不以立节行谊，而以妄死非名，岂不痛哉！士有杀身以成仁，触害以立义，倚于节理而不议死地；故能身死名流于来世，非有勇断，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贫穷，不能轻死亡；而曰我能行义，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于秦庭，七日七夜丧不绝声，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缊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饱，义不合则辞上卿，不恬贫穷，安能行此！比干将死而谏逾忠，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而志逾彰，不轻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义行道，毋论难易而后能行之；立身著名，无顾利害而后能成之。诗曰：“彼其之子，硕大且笃。”非良笃修激之君子，其谁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杀身以作其忠，伯夷叔齐杀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岂不爱其身哉？以为夫义之不立，名之不着是士之耻也，故杀身以遂其行。

      因此观之，卑贱贫穷，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举忠而士不与焉，举信而士不与焉，举廉而士不与焉；三者在乎身，名传于后世，与日月并而不息，虽无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则非好死而恶生也，非恶富贵而乐贫贱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贵及己，士不辞也。孔子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富而不可求，从吾所好。”大圣之操也。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后可与济难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众也。

   佛说优填王经 
     
    西晋沙门释法炬奉　诏译
    
    
    闻如是。一时佛在拘深国。王号曰优填。拘深国有逝心。名摩回提。生女端正华色世间少双。父睹女容一国希有。名曰无比。邻国诸王。群僚豪姓靡不娉焉。父答曰。若有君子容与女齐吾其应之。佛时行在其国。逝心。睹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身色紫金巍巍堂堂光仪无上。心喜而曰。吾女获匹。归语其妻曰。吾为无比得婿。促庄饰女将往也。夫妻共服饰。其女步瑶华光。珠玑璎珞庄严光国。夫妻共将女至佛所。妻道见佛迹相好之文光彩之色。非世所有。知为天尊。谓其夫曰。此人足迹文理乃尔。非世所闻斯将非凡。必自清净无复淫欲。将不取吾女无自辱也。夫曰。何以知其然。妻因说偈言
    
    　淫人曳踵行　　恚者操指步
    　愚者足躘地　　斯迹天人尊　
    
    逝心曰。非尔女人所知。汝不乐者便还归。乃自将女诣佛所。稽首佛足白佛言。大人勤劳教授。身无供养有是粗女愿给箕帚。佛言。汝以女为好耶。答曰。生得此女颜容实好世间无双。诸国王豪姓多有求者不以应之。窃见大人光色巍巍非世所见。贪得供养故宜自归耳。佛言。此女之好为著何许。逝心曰。从头至足周遍观之无不好也。佛言。惑哉肉眼。吾观之从头至足无一好耶。若头上有发。但是毛象马之尾亦皆尔也。发下有髑髅。但是骨屠家猪头骨亦尔也。头中有脑者如泥腥臊送。鼻下之著地莫能蹈者。目者是脆决之纯汁。鼻中有涕。口但有唾。腹藏肝肺皆亦腥臊。肠胃膀胱但成屎尿腐臭难论。腹为帏囊裹诸不净四支手足骨骨相拄筋连皮韬。但恃气息以动作之。譬若木人机关作之。既毕解列其体节节。相离手足狼藉人亦如是。有何等好而云少双。昔者吾在贝多树下。第六魔天王庄饰三女。颜容华色天中无比非徒此论。欲以坏吾道意。我为说身中秽恶。即皆化成老母形坏不复惭愧而去。今是屎囊欲何所恋急将还去。吾不取也。逝心闻佛所说忽然惭耻无辞复言。又白佛言。若仁不取者更以妻优填王可乎不。佛不答焉。逝心。即送女与优填王。王获女大悦。拜父为太傅。为女兴宫。伎乐千人以给侍之。王正后师事佛。得须陀洹道。此女赞之于王。王惑其言以百箭射其后。后见箭不惧都无恚怒。一意念佛慈心长跪向王。箭皆绕后三匝还住王前。百箭皆尔。王乃自惊畅然而惧。即驾白象金车驰诣佛所。未到下车避从步进稽首佛足。长跪自陈曰。吾有重咎在三尊。所以彼淫妖从欲兴邪。于佛圣众每一恶念。以箭百枚射佛弟子。如事陈之睹之心惧。唯佛至真无量之慈。白衣弟子慈力乃尔。岂况无上正真佛乎。我今首过归命三尊。唯佛弘慈原赦其咎。佛笑曰。善哉王。觉恶悔过此明人行也。吾受王善意。王稽首。如是至三佛亦三受之。王又头面著地退就坐曰。禀气匈顽忿戾自恣无忍辱心。三毒不除恶行快意。顺女妖邪不知其恶。自惟寿终必入地狱。愿佛加哀广说女恶魑魅之态。入其罗网鲜能自拔。吾闻其祸必以自诫。国民巨细得以改操。佛言。用此问为且说余义。王曰。余事异日说之不晚。女乱惑意凶祸之大。不闻其祸何缘远之。愿佛具为吾释地狱之变及女人之秽。佛言。具听。男子有淫之恶却睹女妖。王曰。善愿受明教。佛言。具听男子有四恶急所。当知世有淫夫。恒想睹女思闻妖声。远舍正法疑真信邪。淫网所綶没在盲冥。为欲所使如奴畏主。贪乐女色不觉九孔恶露之臭秽。浑沌欲中。如猪处溷不觉其臭。快以为安不计后当在无泽之狱受痛无极。注心在淫啖其涕唾玩其脓血。珍之如玉甘之如蜜。故曰欲态之士此为一恶态也。又亲之养子怀妊生育。稚得长大勤苦难论。到子***惧家竭财膝行肘步。因媒表情致彼为妻。若在异域寻而追之。不问远近不避勤苦。注意在淫捐忘亲老。既得为妻贵之如宝。欲私相娱乐恶见父母。信其妖言。或致斗讼不惟身所从生。孤亲无量之恩。斯谓二恶态也。又人处世勤苦疲劳。躬自致财本自诚信敬道之意尊戴沙门。梵志之心觉世非常。布施为福取妻之后。情惑淫欲愚蔽自拥。背真向邪专由女色。若有布施之意。虽欲发言相呼女色。绝清净行更成小人。不识佛经之戒祸福之归。苟为淫色投身罗网。必堕恶道终而不改。斯谓三恶态也。又为人子不惟养恩。治生致财不以养亲。但以东西广求淫路。怀持宝物招人妇女。或杀六畜淫祀鬼神。饮酒歌舞合会之后。至求方便更相招呼。以遂奸情。及其获偶。喜无以喻。淫结缚著无所复识当尔之时唯此为乐。不觉恶露之臭秽地狱之苦痛。一则可笑二则可畏。譬若狂犬不知其非。斯谓四恶态也。佛言。男子有是四恶用堕三涂。当审远此态免苦耳。复听说女人之恶。佛便说偈言
    
    　已为欲所使　　放意不能安
    　习施于非法　　将何以为贤
    　欲为畜生行　　以欲还自殃
    　溷虫在臭中　　不知为处难
    　如虫在冥中　　不知东以西
    　结著于淫欲　　恶此亦虫论
    　淫既不见道　　日夜种罪根
    　现世君臣乱　　上下为迷昏
    　王法为错乱　　正法为迷樊
    　农夫舍常业　　贾人为珍连
    　现世更牢狱　　死复入太山
    　当受百种毒　　其痛难可当
    　洋铜灌其口　　山连笮其身
    　此辈有百数　　难可一一陈
    　常在三恶道　　宛转如车轮
    　若世时有佛　　而已不得闻
    　女人最为恶　　难与为因缘
    　恩爱一缚著　　牵人入罪门
    　女人为何好　　但是屎尿囊
    　何不谛系视　　为此而狂荒
    　其内甚臭秽　　外为严饰容
    　家有含毒蝎　　剧如蛇以龙
    　譬如锦韬牟　　罗縠綶锋铓
    　愚者睹其表　　玩之以自殃
    　智者觉而舍　　痴者致死伤
    　淫欲亦如是　　抱刃以自丧
    　睹新即厌故　　所乐亦无常
    　言为刀斧截　　笑为棘以荆
    　内怀臭秽毒　　饰外以华香
    　痴人贪其味　　不惟后受殃
    　譬若鸩毒药　　以和甘露浆
    　所向无不坏　　饮之皆仆僵
    　亦如薪得火　　草木被重霜
    　睹表不计里　　是为最非详
    　女毒甚于是　　草乃见形伤
    　绝欲以求道　　故有淫欲情
    　其形甚易见　　痴人情不绝
    　罗网四面张　　去道如丝发
    　人本清净种　　如鱼处深渊
    　智者乃自觉　　著网不得还
    　欲网甚于是　　结缚甚欲坚
    　投身置荆棘　　可得脱其身
    　譬若饥猿猴　　望见熟甘果
    　专心投色欲　　是辈百向堕
    　亦如鱼食钩　　飞蛾入灯火
    　愚者见欢喜　　不惟后受祸　
    
    佛说如是。优填王欢喜即以头面著地。白佛言。实从生以来不闻女人之恶乃尔。男子。悖乱随之堕罪。但不知故不制心意从今已后终身自悔。归命三尊不敢复犯。为佛作礼欢喜而去

     范文正奏議巻上

　来源：欽定四庫全書

　　（宋）范仲淹 撰

　　○治體

　　答手詔條陳十事

　　伏奉手詔今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韓琦暫往陜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心為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避兼章得象等同心憂國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對然臣蒙陛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汗惶怖曾不獲讓臣聞厯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哉綱紀寖隳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斂無度人情慘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乆之業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敵人驕盛寇盜横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

    一曰明黜陟 臣觀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朝建官至少尚乃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為帝範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今又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内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為也衆皆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為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厯厯皆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紀綱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虚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賢不肖混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茍且百事廢墮生民久苦羣盜漸起勞陛下旰昃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正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榖浩瀚權勢子弟長為占據有虚食廩祿待闕一二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嵗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尋常而出者祗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并扵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竝須勾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以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曽交割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内前任勾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幷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逺官近地勞逸不同幷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住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别行定奪聞奏如任内有私罪幷公罪徒以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别取進止其庶寮中有髙才異行多所薦論或異畧嘉謀為上信納者自有特恩改遷非磨勘之可滯也乂外任善政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寃沈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為衆所許則列狀上聞竝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以所執取旨出扵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内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内有事狀猥濫幷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别取進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説不盡者有司比類上奏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 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扵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

    二曰抑僥倖 臣聞先王賞延於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徳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為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嵗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幷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郎帶職員外郎幷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扵庶僚大示區别復更每嵗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幷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即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别有勲勞著聞扵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竝候到任二年無遺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内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郎帶館職員外郎幷省府推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巳上有該説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内外朝臣各務久扵其職不為茍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幷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庭覽羣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髙等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祕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内及第者一任回日許進扵教化經術文子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第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畫時彈劾幷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幷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副陛下慎選矣

    三曰精貢舉 臣謹按周禮鄉大夫之職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扵王（賢為有德行能為有道）再拜受之登扵天府（天府太廟之寳藏也）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安宗社故拜受其名藏扵廟中以重其事也鄉大夫之職廢既乆矣今諸道學校如得名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敎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奏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扵教授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不專辭藻必明理道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最為至要内歐陽脩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巻少而考校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扞格不能創習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别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以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巻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别問經旨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員前講説七通者為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巳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者為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能復考校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為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逺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生平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既鄉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乃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巻其南省考試之人巳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巻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第内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宣兩地參校然後御前放榜此為至當内三人巳上即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校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為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為優等墨義通者為次等巳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第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乏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

    四曰擇官長 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歴代盛明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為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蠧民强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並提點刑獄按察列城當得賢於衆者臣請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縣縣令共十人逐州知州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内銓今曰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具合入人歴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為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寛其賦斂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

    五曰均公田臣 聞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厚禄厚禄然後可以責亷隅安職業也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禄不輟士人之家無不自足咸平巳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禄不繼士人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債以茍朝夕到官之後必來見逼至有冒法受贓賒舉度日或不恥賈販與民爭利既為負罪之人不守名節吏有姦贓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姦吏豪民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寃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禄之方有所未至眞宗皇帝思深慮逺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贓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内而輕外且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亷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為郡為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陞擢多得曽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

    六曰厚農桑 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畆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浙江諸路歲糴米六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弱之民困於賦斂歲伐桑棗鬻而為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虚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饑則乞糴於隣國故各興農利自至豐足江南舊有圩田毎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澇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惟時修固則無摧壊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毎畆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於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虚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早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巳湮塞復將為患臣請毎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絶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

    七曰修武備 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於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巳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强梗邊備未足京師衞兵多逺戌或有倉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逺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進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為羣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饑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内並近輔州府召募强壯之人充京畿衞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為强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敎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並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强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衞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放此漸可施行惟聖慈留意

    八曰減徭役 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戸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令司隷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並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戸一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戸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戸七萬五千九百餘戸仍置一十九縣（主户五萬七百客戸二萬五千二百）鞏縣七百戸偃師一千一百戸逐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無役西洛之民最為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倂省諸邑為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為鎮令本路舉文資一員董榷酤關征之利兼人烟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存之邑其所在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並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為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倂合能併一保耆管亦减役十餘戸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

    九曰覃恩信 臣竊覩國家三年一郊天子齋戒衮冕謁見宗廟乃祀上帝大禮既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之速也如此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没家産至於寛賦斂减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赦書内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遵稟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盗用並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壅遏臣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巡狩之禮察諸侯善惡觀風俗厚薄此聖人順動之意今巡狩之禮不可復行民隱無窮天聽甚逺臣請降詔中書今後毎遇南郊赦後精選臣僚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書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

    十曰重命令 臣聞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準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揺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覩國家毎降宣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騐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壊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勾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為制敇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别降敕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巳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科斷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别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便相度别從更改

　　再進前所陳十事

　　臣前兩次所上共十事曽奉聖旨更進一本今寫録進納

   一曰明黜陟 為重定文武百官磨勘將以約濫進責實效使天下政事無不舉也

   二曰抑僥倖 為重定文武百官奏蔭及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將以革濫賞省冗官也

   三曰精貢舉 為天下舉人先取履行次取藝業將以正敎化之本育卿士之材也

   四曰擇官長 為舉轉運使提點刑獄並州縣長吏將以正綱紀去疾苦救生民也

   五曰均公田 為天下官吏不廉則曲法曲法則害民請更賜均給公田既使豐足然後可以責士大夫之廉節庶天下政平百姓受賜也

   六曰厚農桑 為責諸道溝河並修江南野田及諸路陂塘仍行勸課之法將以救水旱豐稼穡强國力也

   七曰修武備 為四方無事京師少備因循過日天下可憂請密定規制相時而行以衞宗社以寧邦國也

   八曰减徭役 為天下徭役至繁請依漢光武故事並合縣邑以省徭役庶寛民力也

   九曰覃恩信 為赦書内宣布恩澤未嘗施行並請放先朝欠負以感天下之心也

   十曰重命令 為制書忽而行違者請重其法以行天子之命也

   臣之所陳蓋欲周悉故言辭之間有涉細碎而於國體甚大乞聖慈再加詳覽一一行之則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

复李德明居士书（原名炳南）
 
（民国二十四年）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上

　　谚云，天下本太平，唯人自扰之。智者以智扰，愚者以欲扰。欲扰之祸虽烈，人犹得而知之。智扰，则非具超方知见者，不得而知。既不知为扰，则反以为德，此吾国开自有天地以来之大乱之所由来也。学说误人，深可畏惧。文王泽及枯骨，不数百年，而杀人殉葬之风，遍于天下。穆公为秦之贤君，尚杀百七十七人殉葬，而子车三子，亦不以国之贤臣以免。其不贤者，所杀之多，更何忍言。自佛教东来，大明因果轮回之事理，而后世南面称朕者，亦不敢为。纵暴恶之君，犹欲为之，决不敢以此为荣，及以多为贵也。设使世无佛法，其人民孰能得其令终哉。吾固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周安士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乱之道也。
      程，朱天资超迈，窃取佛经之义以释儒经。又恐人学佛，特倡异义，谓佛所说之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实无其事，不过藉此以骗愚夫愚妇奉彼教耳。且人死之后，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剉斫舂磨，将何所施。又神既飘散，又有何人复托生乎。此事在佛法中为极浅之事，在国家社会为极要之事。彼既提倡因果轮回为虚谬，则善无以劝，恶无以惩，徒抱定正心诚意，为教民治国之本。而不知无因果轮回，则正心诚意，与不正心诚意，有何分别，不过一空名而已。且实既无有，又谁顾此虚名乎。自此以后之理学，无一不偷看佛经，无一不辟驳佛法。由不提倡因果，则治国治民治心之根本，反视作迂谈谬见。数百年来，犹能维持者，尚有礼教之仪型在。及至欧风东渐，则完全随欧风以披靡矣。以无因果轮回之根本，故致放僻邪侈，无所不为。
      在程，朱当日之本心，乃借毁佛以护儒，而不知毁佛即成毁儒。如今五经四书，乃成犯禁之书，而大小学堂皆不许读，此明证也。儒，释本同源，认心性为身形之异端，而谋为灭除心性，则先灭身形矣。使二子有灵，当不以己所说者为是，而悔无所及矣。然此种话，似疏而实亲。读书人于此关头认不清，则看佛经，即生信仰，看理学辟佛之书，亦生信仰。理欲交战于一心，欲自利利他，大有障碍。故为略说其弊，以期推类悉知耳。庄厚泽，年已六十五岁，而欲以粥饭庸僧为师，故为取法名为德扶。谓以因果报应，信愿念佛，为自扶扶人之法。俾一切同伦，生为圣贤之徒，没生极乐世界。
      方长隆，字寒泉，以无躁竞之清心，普润一切，故名德泽。战之一字，关系甚深，人欲，天理之际，若不以力战，则理被欲蔽，俾理必隐而欲必著矣。孔子四十不惑，乃理胜而欲伏之时。七十所欲不逾矩，乃天下太平，了无战事矣。孔子曰，我战则克。孔子一生，未操兵权，何得说我战则克之话乎。乃孔子教人克念作圣之微旨也，故为取名德克。圣人垂衣拱手而治天下，其要只是无欲，无欲则无战。有欲则长战，直至自他同归于尽，方肯死心。否则，必欲人亡而我独存，决不肯念战争之惨而暂息也。
      于霈霖，若知如来净土法门，为九界众生之甘露霖雨，果能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自行，则一倡百和，相观而善者，大有其人焉，故名德霖。汝谓旅居恐无人继，今此四人，则是本乡，当可令此法门，永远传布。光为汝作一臂助，以彼四十圆香敬，完全作寄书用。俾汝与彼等，各有取法，自行化他，为有根据。当开一单，凡大部头，及义旨深奥者，四人各与一分。凡普通人所能看者，随便送人，及与监犯。然须切嘱恭敬，不可与普通人读儒书之了无恭敬一样，庶可得益，而不至获亵慢污秽之罪。其事见于敬书惜字单中，此不备书。

杨椒山先生言行录序（民国二十年）

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卷下
 
　　人禀天地之正气以生，当效法天地高厚覆载之德，以参赞化育，继往开来，庶可不愧与天地并立为三，以称三才之名耳。忠，孝，节，义，乃人道之大纲，人若无此，则与禽兽何异。纵时属民主，亦不可不以忠义为训。良以忠之意义，不专指事君而言。故曾子以忠恕明夫子之道，以为人谋而不忠日常自省。固知忠之一字，义贯万行，事君乃其一端耳。窃谓忠者，尽己之心，真诚无欺之谓。人若存心以忠，必能孝亲，敬兄，睦族，信友，矜孤，恤寡，仁民，爱物，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矣。何也，以忠则不欺，不欺则尽分，尽分则属己分中事，自必务乎实行，决无虚应故事，不尽己心己力之虞。
    近世虽则推倒帝制，然须事事讲忠，庶不至我诈尔虞，漫无准的。得势则群相辅弼，失事则群相弃捨，或反从而攻击之，互相倾轧，了无底止，皆由不讲忠义之所致也。忠义不讲，则父子夫妇之伦，均可弁髦视之。弁视既久，则作桎梏。负此桎梏，不得自由，不得不演出杀父杀母，逆天悖理之恶剧，以期其任意随心，无所拘束也。呜呼，不讲忠义，其祸至于此极，可不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乎！
    沈弥生居士，欲挽狂澜，拟排印杨椒山先生，尽忠于国，及躬行孝弟，贻训子孙之事实，普遍流布。冀人各孝亲，敬兄，睦族，信友，矜孤，恤寡，仁民，爱物，赤诚为国，热心济世，一一效法椒山而实行之。务必尽己职分，毋稍存因循怠忽虚假之想。则人心既转，人祸自无。人祸既无，天心自顺。固当雨旸时若，物阜民康，天下太平，人民安乐矣。
    读《请罢马市，诛贼臣二疏》，可谓只知有国，不知有身。当时贼臣专权，正人君子稍有违迕，立即得祸。竟敢上疏，请罢请诛，非浩气塞天地，精忠贯日月者能之乎。虽则因此殒命，而千百年后之人，咸皆景仰。较彼位极一时，无所建立者，为何如也。况于将临刑时，所述之年谱，与谕妻，训子之文，直是心如明镜，纤悉毕照，非涵养淳粹，置生死于度外者能之乎。今为便于普通人，故先列训子，次谕妻，次年谱，次二疏，次本传，庶可开卷即得实益。不至以文长，且不切于己分而厌观也。椒山之忠，不止事君一事。详察年谱，其于事亲，敬兄，待人，接物，无一事不本之于忠。须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法，皆须以忠为纲维。以忠则尽心实行，必期于圆满分量而后已。由是言之，忠之道贯通万行，忠之益成就万事。无论己事他事，非忠决难大成。古今来建大功，立大业，穷理尽性，希圣希贤者，孰不本之于忠乎。以若不致力于忠，则懈惰因循乘之，为己尚不能，况为社会国家乎。
    今人不但不讲忠之实际，即孝与节义，均不注意，每欲劝导，莫由发起。适彭孟庵居士，以湖南孝女传见示。孝女唯知有母，节女唯知有谊，而己身之死生不暇计也。虽其以身殉母殉谊之迹，不能为训于普通人，然其尽孝尽谊之诚，即天地鬼神，尚能感动，况同具此心之人类乎。不念鞠育之恩，随意自由爱恋者，见闻于此，能不惭愧欲死，因之痛改前愆，聿修后德乎。
    其有关于世道人心也大矣。又秦昭之操，比之坐怀不乱者，更深百倍。以一时不乱易，多日不乱难。况有邓某如不能自持，此女即归于君之语乎。竟能以少年男女，数十日，日同食，夜同眠，了无男女情欲之事，非浑合天理，绝无人欲者能之乎。余于安士全书，寿康宝鉴中，均附之。此二书已印二十余万部。今又附于此录，合为忠，孝，节，义传，以为废伦理者，顶门一针。庶可顿愈膏肓痼疾，重新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矣。陆放翁家训，注重俭约忠恕。而所言丧制，尤为医浇俗之妙剂。故亦附之于后，同得普遍流通。当必有具正知见，关心世道人心之仁人，大为提倡，令其还淳返朴，复成至治之盛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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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杨继盛（1516年-1555年）字仲芳，号椒山，河北容城人，明嘉靖丁未科（1546年）进士。他在做兵部员外郎时，因写了《请罢马市疏》，受贬职，后再被起用，到职不足一月，又写成《请诛贼臣疏》，历数了严嵩五奸十大罪。被权奸严嵩下狱。
   他在狱中受尽酷刑。刑余曾用碎磁片豁治刑伤，狱卒观后都发抖。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被严嵩处死，刑前曾有人献蚺蛇胆壮行色，他拒绝服用，自云：椒山自有胆，何蚺蛇胆为。临刑前，留下名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干古；平生未了事，留与后人补!”死时年仅40岁。12年后，明隆庆帝继位为其昭雪，追封太常寺少卿，赐谥忠愍。
   此后400多年间，一些名人学者争相题诗作赋，称颂杨继盛的品德、风格。

   印光大师斥欧阳竟无为魔

   《复李觐丹居士书 》

　　接手书，知阁下卫道之心，极其真切。而彼欲为千古第一高人之地 狱种子，极可怜悯也。起信论之伪，非倡于梁任公。乃任公承欧阳竟无之魔说，而据为定论，以显己之博学，而能甄别真伪也。欧阳竟无乃大我慢魔种。借弘法之名，以求名求利。其以楞严起信为伪造者，乃欲迷无知无识之士大夫，以冀奉己为大法王也。其人借通相宗以傲慢古今。凡台贤诸古德所说，与彼魔见不合，则斥云放屁。而一般聪明人，以彼通相宗，群奉之以为善知识。相宗以二无我为主。彼唯怀一我见，绝无相宗无我气分。而魔媚之人，尚各相信，可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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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世间正人之可为极庸劣人，即古之出格圣贤，亦可为极庸劣人，所以有《法华》、《楞严》、《起信》等为伪造之说，若不究是非，唯以所闻者为是，则三教圣贤经典，皆当付之丙丁矣’！
 （复唐大圆居士书二）。《印光法师文钞三编下‥卷三》页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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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之知见，不异流俗，不究是非，但据传闻以为定据上而谓《法华》、《楞严》、《起信》之为伪者。否则韩退之所谓为史者，述人善恶失实，不有人祸，必有天殃。汝发大菩提心，欲度尽众生，而谬传此诬人之语于《海潮音》，得毋污《海潮音》与伤汝之菩提心乎！以汝谬以光为师，故不禁戒勖，若谓不然，请即绝交’！
 （复唐大圆居士书三） 《印光法师文钞三编下‥卷三》页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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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人总须务实，彼倡异毁谤《楞严》、《起信》者，皆以好名之心所致，欲求天下后世，称彼为大智慧人，能知人之所不知之虚名，而不知其现世被明眼视为可怜悯者，殁后则永堕恶道，苦无出期，名之误人，有如此者’。
 （复陈士牧居士书九） 《印光法师文钞三编上‥卷二》页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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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者作《止观》，即与《楞严》六根功德义相符，复闻梵僧称其合《楞严》义，故有拜经祈早来，以证己说之不谬……拜经之事，盖有之矣。若云，日日拜拜，拜多少年之说，则后人附会之词耳’。
 （复恒惭法师书二之第四问）《印光法师文钞三编上·卷一》页38。

挽回劫运护国救民正本清源论

    印光大师专集—增广文钞卷二  
 
　　道德仁义，乃吾人本具之性德。因果报应，实天地化育之大权。人生天地之间，藐尔七尺之躯。其与广大高厚莫测之天地，并立为三，称为三才者。以其能仰体天地之德，皆可以为尧舜，皆可以作佛，以参赞其化育故也。故圣人于《易》乾、坤二卦之象，一以自强不息法天，一以厚德载物法地教人。夫自强不息，则闲邪存诚，克己复礼，非到明明德，止至善，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以复其本具之性德不可也。厚德载物，则仁民爱物，推己及人，当必本忠恕，行慈悲，胞与为怀，物我同观，非尽其参赞之天职弗止也。然此非专指居位行政者言，即匹夫匹妇，亦皆能行。以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圣贤之学，修身而已。能修身者，必能孝弟，必能格除物欲，扩充良知，以独善其身矣。而其效必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况得位行政，岂有不能兼善天下之理乎？天下不治，匹夫有责。使人人各秉诚心，各尽孝弟，各行慈善，矜孤恤寡，救难怜贫，戒杀放生，吃素念佛。则人以善感，天以福应。自然雨顺风调，民康物阜。决不至常降水旱瘟蝗、风吹地震等灾。而时和年丰，人乐其业。加以慈和仁让，相习成风。纵有一二愚顽，亦当化为良善。如矜梁上之君子，一方永绝窃贼。赒匿室之偷儿，此后遂成善士。古人仁慈为政，真诚爱民，尚能感化异类。如虎不入境、鱼徙他方等瑞征。载诸史册，不一而足。果能各以慈善相感，断不至常有土匪刀兵、蹂躏劫掠等祸。
　
　  然人之气禀，万有不齐。天机深者，自能恪遵道义，以尽为人之分。其有宿习浓厚，障蔽性德。以至心之所念，口之所言，身之所行，每与道义相悖。然由闻其福善祸淫之理，及见其善恶报应之事，未有不战兢惕厉，以自修省，冀其获福而免祸者。是知天地以福善祸淫，为摄持人民悉遵道德仁义之大权。圣人本天地之心，以行教化。以故惠吉逆凶，五福六极，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说，屡见于经。其所以感发人之善心，惩创人之逸志者，至深切矣。然则因果报应之吉凶祸福，乃道德仁义依违真伪之实验也。既知其实验，则欲为善而益加奋勉，必底于成。欲为不善而遂生恐惧，有所不敢矣。
　
　  如是则提倡因果报应，乃仰承天地圣人之心，以成全世人道德仁义之性德也。若以因果报应为渺茫无稽，不但违背天地圣人之心，自己神识，永堕恶趣。且使上智者不能奋志时敏，聿修厥德。下愚者无所忌惮，敢于作恶。以致天地圣人化育之权，抑而不彰。吾人即心本具之理，隐而弗现。其为祸也，可胜言哉？但以世间圣人，语言简略。又且只说现生，及与子孙。至于生之以前，死之以后。与从无始以来，随罪福因缘，轮回六道，皆未发明。以故识见浅者，虽日读圣人因果报应之言，犹然不信因果报应。如来大教，显示吾人心性之妙，与夫三世因果之微。举凡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与夫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之法，无不备具。是故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倡妇随，主仁仆忠，各尽己分。则与世间圣人所说，了无有异。而复一一各示前因后果，则非世间圣人所能及。尽义尽分之语，只能教于上智，不能制其下愚。若知因果报应，则善恶祸福，明若观火。其谁不欲趋吉而避凶，免祸而获福乎？又不知因果，多有外彰善相，实则暗存恶心，以行恶事。意谓人既不知，有何妨碍。不知吾人之心，与天地鬼神，及诸佛菩萨之心，息息相通。我心随起一念，彼则无不了知。故曰：“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周安士曰：“人人知因果，大治之道也；人人不知因果，大乱之道也。”

　　甚矣佛恩之浃于民生也！人特不深思，故弗知耳。上古之世，人情淳朴，胜过叔季之浇漓，奚啻数倍。文王之泽，及乎枯骨。不数百年，杀人殉葬之风，遍于天下。列国诸侯之死，杀所爱之臣妾，动至数十百人。不惟不生怜愍，而复反以为荣，各相效尤。以秦穆公之贤，尚杀百七十七人以殉葬。子车三子，乃国之良臣，亦复不为国与民计而免，况其他无道之暴君哉。国君如是，大夫与士，亦各随其力而为之。虽孔、孟、老、庄齐出，亦莫能止。及佛教东来，阐明因果报应，令人戒杀放生，断荤吃素。即虫蚁蚤虱，尚令护惜，勿行杀害，何况于人。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知贪生怕死，皆是过去父母眷属，皆是未来诸佛世尊。固宜愍念怜恤，何敢妄行杀害，以充口腹乎？慈风一扇，胜残去杀。勿论诸侯大夫士，不敢杀人殉葬。即南面称朕者，亦不敢行此恶法。即有一二暴虐者行之，亦断不敢以多为荣也。使无佛法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说。则后世之人，能尽其天年而死者，盖亦鲜矣。此系至浅近之法，而其效尚能如是。况论心性极赜之理，与断惑证真之道乎哉！
　
　  而如来随顺众生，循循善诱。初以五戒、十善之人天乘，接引劣机，以作超凡入圣、了脱生死之前方便。若根机稍深，则为说四谛、十二因缘，令其断见思惑，证声闻、缘觉之二乘果。若是大乘根性，则令其发大菩提心，遍修六度万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兴无缘慈，起同体悲。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以及六度万行。度脱一切众生，令入无余涅槃。不见能度之我，与所度之人及众生，并所证之无余涅槃之寿者相。由其四相不著，三轮体空。故令尘沙、无明，因之消灭。随其功行，以次证夫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之菩萨果。及全彰自性，彻悟唯心，福慧圆满，智断究竟之佛果耳。又以末世众生，根机陋劣，匪仗如来洪誓愿力，决难现生即出生死。由是以大慈悲，特开一仗佛慈力了生脱死之净土法门。但具真信切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其所行一丝一毫之世善，并六度万行种种功德，悉以回向往生。此则以己信愿，感佛慈悲。感应道交，必蒙摄受。待至临终，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既往生已，则圆离众苦，但受诸乐。亲炙弥陀，参随海众。其证无生而成觉道，如操左券而取故物。较彼仗自力以了生死者，其难易固天渊悬殊也。又仗自力者，百千万人，难得一二即生了脱。以其必须定慧具足，惑业净尽，方可如愿。倘惑业尚有丝毫未尽，则生死轮回决难出离。仗佛力则信愿真切，万不漏一。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根则速证法身，下根则带业往生。如来度生之怀，唯净土法门，方能究竟舒畅耳。由有如上种种利益，故古今来圣君贤相、杰士伟人，莫不自行化他，护持流通。以其能阴翼郅治，显淑民情。消祸乱于未萌，证本具之佛性也。

　　近来世道人心，日趋日下。各怀我见，互相竞争。以致刀兵连绵，无时静谧。而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一班顽民，尽作土匪，肆行劫掠，毒害生民。人以恶感，天以灾应。水旱疾疫，风吹地震，种种惨灾，频频见告，国运危岌，民不聊生。欲行拯救，苦无其力。唯有恳求当权诸公，及一切同胞。悉本忠恕之心，以行慈悲之道。视一切人民，皆如同胞。互相扶持，勿行残害。思前因与后果，必修德而行仁。利人者实为利己，此生他世，福报无穷。害他者甚于害自，现在未来，苦报无尽。与其逞势于一时，以致神识受苦于永劫。何如修德于毕世，以期身心受乐于多生乎。然在凡夫地，未断惑业，纵生人天，终非究竟安隐之处。倘能随分随力，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以期尽此报身，高登极乐，方为最上脱苦之道。而堂堂丈夫，忍令本具佛性，常被惑业所缚，以受生死苦荼乎？张季鸾君，特刊《中华新报》，每日专辟一栏，提倡佛学。举凡如来应化，法道流通，信毁罪福，修持利益，与夫戒杀放生，吃素念佛之言论事迹，随便登载。冀阅报诸君，同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理，以行断恶修善、复本心源之事。余谓此实护国救民正本清源之道。因将吾人天职、天地化育、圣贤心法、佛教纲要，与夫乱之所始、治之所由，撮略言之，以贡当世具眼高人。所愧文字拙朴，不能畅发蕴奥。然其意义，固非妄谈杜撰，有可取焉。
　
　  又人生世间，所资以成德达才，建功立业，以及一才一艺养活身家者。皆由文字主持之力，而得成就。字为世间至宝，能使凡者圣，愚者智，贫贱者富贵，疾病者康宁。圣贤道脉，得之于千古。身家经营，遗之于子孙。莫不仗字之力。使世无字，则一切事理，皆不成立，而人与禽兽无异矣。既有如是功力，固宜珍重爱惜。窃见今人任意亵污，是直以至宝等粪土耳。能不现生折福折寿，来生无知无识乎哉？又不但有形之字，不可亵污遗弃。而无形之字，更不可亵污遗弃。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若不措之躬行，则成亡八字矣。八字既亡，则生为衣冠禽兽，死堕三途恶道矣。可不哀哉！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第33节 沦陷区奴化教育及其危害

    日本在占领区，以武力为后盾，日伪积极推行奴化教育，为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服务，对中国的教育事业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摧残，成为中国教育史上黑暗的一页。日本在海外的殖民教育和奴化教育，是其对外侵略扩张罪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建立“大日本帝国”长远国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比军事侵略更深层次的侵略。其危害更是不可忽视的。   
    一殖民奴化教育体制的建立   
    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对中国原有教育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实施奴化教育。伪满洲国在国务院下，先由民生部下设教育司，后改设文教部，作为掌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先后任文教部长官的有郑孝胥等人，但实权在日人次长手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将殖民奴化教育推行到关内。首先，在各级伪政权中普遍设立了教育行政领导机构。1937年12月，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老牌亲日汉奸汤尔和出任教育总长。1940年11月，汤病死后，周作人、苏体仁、苏刚、王克敏等先后充任此职。1938年3月，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教育部长先后为陈则民、顾澄、赵正平。1940年3月，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教育部由赵正平、樊仲云、戴英夫、李圣五等出掌部务。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积极推行教育制度改革，大力模仿欧美先进的教育制度，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全国教育行政机构初步建立。大中小学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更为科学合理，崇尚科学文化知识渐成风气。1937年7月，倭寇大举侵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较为发达的江浙等地尽入敌手。占领区内一切原有教育行政机关被彻底出线。各级各类学校或为倭寇焚毁，或为倭寇占用。日本占领当局在沦陷区摧毁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同时，大力破坏中国教育体制，大肆推行奴化教育。   
    日伪统治我国东北的初期，教育政策的着重点，是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内容和教材，代之以日伪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并竭力散布殖民主义的教育观点。德富正敬在他1940年出版的《满洲建国读本》中狂妄的宣称，“以大和民族的优秀的国民性和它的文化作为中心，结合土著民族固有的文化，建设新的大陆文化”。伪满教育司长田村敏雄在他1940年出版的《满洲建国在文化上的意义》一书中更为露骨地说：“新满洲国的文化的真髓，实际上是日本的文化。换句话说，是大陆版的日本文化建设。”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   
    1实行“新学制”，全面降低文化水准。   
    日伪于1937年在东北开始实行“新学制”，并逐渐推广到关内。该学制的特点：   
    （1）缩短学制。在小学教育阶段，仍采用四二制，头四年初小改为“国民学校”，后二年高小改为“国民优级学校”。中学教育缩短为四年制，改名为“国民高等学校”。在高等教育阶段，改为三年制，全部学程13年，比当时日本国内的学制缩短了整整5年。缩短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学习年限，实际上是限制了中国青年学习文化科学知识。   
    （2）中等教育职业化。“新学制”废除普通六年制中学，改为分科的四年制中学。男子国民高等学校（中学）分为农科、商科、工科、水产科、矿科等。以1940年的统计为例，在160所中学里，农科占102所、商科34所、工科22所、水产科2所。可见，日本统治者实行中学职业教育，就是将教育任务定位于培养专供日本殖民主义者驱使的初等技术人才。学校的课程以理科为主。伪满文教部次长田中义男曾说：“满洲国的教育内容是以实业教育为主。”中小学“却偏重于古代的课程，但是以六经为主，因为惟其六经才能使他们做圣人”。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4页。   
    文化知识各科，尽量压缩减少，所占学时极少，却大量增加为日本侵略者卖命的“勤劳奉仕”、“实务终日实习”、“体炼终日训练”及军训等内容。   
    日伪控制的高等教育尽量压缩能培育爱国精神的专业和科目。以东北为例，专科以上学校计大学13所，学院8所，养成所3个，共23校；其中公立者计20校，私立者3所；医、工、农、师范科多，而少文科、理科，其为施行殖民地奴化教育，更无疑义。   
    （3）学科混合，加强殖民思想教育。由于害怕学生可以从地理、历史等科目中感到祖国的存在，敌伪将小学历史、地理、自然等科混合成为所谓“国民科”。后来干脆取消“国民科”，改为奴化训练的“建国建设”课。中学除灌输奴化思想的“国民道德”课外，还将历史地理合为“地历”课。后“国民道德”也改为“建国精神”。所谓的“建国精神”，讲的不外是“日满一心一德”、“中日亲邦”、“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东西。取消原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党义课”，代之以宣传封建道德的“修身”。   
    （4）在大学中，实行“日满共学制”。日本学生利用特权大量入学，占总学生数的55%以上，中国学生只占39%。充分反映了伪满教育的殖民性。建国大学兼收日、韩、台、满（中国）、蒙、俄中学毕业生。日生必修汉语，其他学生必修日语。实施混合教育，以养成其所谓“建国精神”，用心至为恶毒。根据伪满有关方面统计，1943年各大学在校学生只有6000余人，教员1000人，而日本学生竟占了55%。伪满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在《教育之再认识》（1940年版）一书中得意扬扬地说，在中国东北日本人教育的普及程度高过日本国内。他还说，在东北的“所有的日本人都要上大学”，“在满洲国的日本人应该注意的事，是一方面要保持作为日本人的自尊心，同时还应该认识到满洲国是自己创造的，自己乃是它的最后负责人。”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   
    降低东北民众所受教育修有学问的水准，是日伪控制教育的目标之一。田村敏雄认为，“在满洲，对于全体的观念尚未彻底，也没有推爱报国的观念，试观社会的意识状态，愈是受过教育修有学问，推爱及物、谢恩天地的观念也愈见浅薄。”［日］田村敏雄：《教育与经济》，载《建国教育》第5卷第12号。   
    2在学校系统外，还设有进行特殊奴化教育的机构。   
    如伪满设立的王道书院、建国大学、大同大学等。建国大学和大同学院，直隶伪满洲国的国务院，不归“民生部”（即文教部）管辖。它们是专以培植高级汉奸的高等学府，同时又是制造种种殖民主义舆论的中心。日伪还特设了“大陆科学院”。建国大学成立于1938年5月，修业六年。在前期3年中，有所谓“精神训练”、“军事训练”、“武道训练”和“作业训练”。在后3年中，分为政治、经济、文教三科，但“神道及皇道”、“武道及武术论”、“民族协和论”、“东亚联合及国际团体论”等课程则在必修之列。凡入学者一律公费，毕业后无条件地任为高等官。可以说，这完全是日本一手操揽的学校，1941年有日本教官71人，日本人以外的教官只有9人。该校设有大学院和研究院。研究院的教育内容，基本集中于所谓“建国精神”的研究。它有“建国精神研究班”、“日本精神研究班”、“国土研究班”、“东亚及世界秩序研究班”、“皇学研究班”及“共产主义批判研究班”等。［日］山根幸夫：《“满洲”建国大学与日本》，载《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所谓研究院，专门从事炮制殖民理论。一是用“独立的新国家”的谬论，来掩盖日本殖民统治的傀儡性；二是用所谓“新国家”实现了“王道乐土”、“五族共和”的“政治理想”，来掩盖倭寇刺刀林立的血腥统治；三是用“日满不可分的关系”，来为日本侵略者吞并中国东北制造理论依据。这些颠倒黑白的谬论，就是要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要东北青年忘记自己的祖国。   
    在社会教育方面，在华北地区，日本占领者利用其控制的新民会，面向社会推行以“反共兴亚”为重心的教育。新民会在省、市、县占领区各地普遍设立新民学校、通俗讲习所、新民教育馆、新民茶社、新民问事处等组织机构，并广泛利用电台、电影、标语、集会进行汉奸宣传。从上到下，从学校到社会，建立一个广泛深入的汉奸教育体系。   
    在华中，除官方教育机构外，汪伪政权运用大民会，以及名目繁多的民间教育团体，如中国教育建设协会等挂着民间协会招牌的奴化教育机构，以贯彻“和平反共建国”为己任。   
    在河南郑州，日伪设立“中原自治学院”，挑选各县青年，强迫受训，3个月后分送各县，担任教育、宣传等汉奸工作。

(全文完)
 
  
作者: 孟国祥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第32节 “疲劳轰炸”造成的损失(2)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1941年8月两次被炸损失为：   
    “查本院于8月11日惨遭敌机轰炸投弹30余枚，炸毁总办公厅女生宿舍及作物组房屋各一部。复于23日向本院投弹数枚，幸落隙地但仍震坏房屋多处。是月30日复将本院男生宿舍、第四教职员宿舍及女生部澡堂炸毁各一部，并炸死工友杨精益一名，炸伤工友蔡子光一名。本院有财产损失统计已达126562元之多，员工财产损失统计已达34155元。现恢复建筑之维修费应需52652490元，而赔偿损失之购置费应需款123481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颜歌呈报被炸损失及维修购置计划仰祈鉴核惠拨巨款救济员工损失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847。   
    （2）西北地区高校被炸损失   
    国立西北农学院1940年8月30日遭敌机轰炸。1941年8月又遭日机轰炸，此次轰炸财产损失为：   
    “查本院于本年8月5日上午8时30分被敌机7架轰炸，投弹20余枚，本院大楼东北隅图书馆即印刷室附设高职办公室合作社等处均中弹被毁，房屋门窗水管玻璃图书仪器电料等损失约8万余元。训育员王文英、一年级学生宋肃孟、投考高职学生张杰仁被炸殒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849。   
    甘肃省立甘肃学院院长宋恪呈报该院1941年8月被炸情形：“查8月31日，敌机袭兰，本院竟遭惨炸，（当晚）……本院共落弹11枚，所幸师生工友尽皆无恙，惟交通部会计训练班，借本院房屋办理，死学生2人，炸毁教室2座，共计8间，办公室3座，共15间，学生宿舍12间，贮藏室2间，此外大礼堂前檐全毁，图书馆南墙亦倒，防空洞一部亦遭塌陷，至实验室及其他所有房屋，概受波及除门窗屋顶墙壁悉数破裂外，即什物器具亦大部损失，……恢复以前，最低估计，非15万元莫办，前请钧部准拨救济费5万元，俾资补助一节，恳祈准予从速拨发。”《呈报本院被炸情形及修理开课经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案849。   
    1940年5月29日，国立西北医学院向教育部报告：5月20日，日机袭南郑，在该校上空投弹40余枚，炸死教授兼教务主任杨其昌及两名学生，该校损失惨重。《专科以上学校呈报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情形的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5284。   
    1943年9月11日，国立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报告该校搬迁、被炸等各项损失为：“查本校原设辽宁沈阳，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校舍及各种设备均沦入敌手，约值过去之银币1070余万元。嗣于同年10月18日在北平复校，经过5年于之惨淡经营，粗具规模，26年七七事变起全校徙至西安，所有北平校舍及设备约值银币82万元，亦均陷入敌手，27年春以敌机空袭频繁，西安校舍密迩机场，无法继续上课，乃迁至四川三台，所有西安校舍虽在，但不能利用，本校不能不列入损失，而迁费约值银币7万元。在三台遭受敌机轰炸及历年防空设备之损失约合银币5万元。是本校在抗战前后共计损失，约合银币1214万余元。”   
    1943年9月，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赖连向高等教育司报告该学院变迁及损失，该院系于1938年秋奉令合并国立北洋工学院、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及私立焦作工学院改组而成。“本院前身各院校于抗战开始时由平津各地几经南移，图书仪器等物有未及抢运出险者，有既经搬运而于途中遗弃者损失甚巨。该院校等直接所受损失亦即本院间接之损失，迨至本院成立后数年来锐意经营而设备仍欠充实。缘抗战中所遭损失有以致之兹经查明，图书仪器损失现值亦即系本院于抗战后期待复原所需用，计中英文图书约值332000元，各工程学系仪器约320万，总计共需美金35320元”。   
    1943年10月，私立焦作工学院根据行政院政务处函“以联合国订立战后救济及复兴协定，美国政府将于今秋召集会议讨论一切，饬查明抗战期间损失估计战后复原费用分列清单具报，以便汇转提案等由”，对抗战以来学院损失进行调查，附清单二纸，“查本院图书仪器机件等在焦作未沦陷前已运出一部分，展转新乡郑州许昌西安天水南郑等地，或被轰炸，或被颠覆，或经潮湿，或经散逸，损失较重。尚存国立西北工学院借用之数，其余一部均属不急用之件，或太笨重之件，未及运出焦作即被沦陷，尽为敌有，留有房屋家具亦均为敌所毁没。现查明，抗战期间损失之现值约计美金174万元，又以战时教育计划力量集中，奉令与国立西北工学院合并，战后准予回焦作复校，将来图书仪器之装运及购置房屋家具之修理及建设需款甚巨，估计战后复原需要之费用约计美金179万元”。   
    （3）西南地区高校损失   
    西南联合大学的损失：   
    倭寇空袭昆明从1938年9月28日开始，持续至1943年底。其中以1940—1941年最烈。其后随着“飞虎队”的投入战斗，空袭的威胁渐趋稀。敌机直接轰炸到联大校舍的有两次。一次是1940年10月，另一次是1941年8月14日。1940年10月13日下午2时左右，敌机27架飞入市区，投弹百余枚。这次轰炸主要以联大和离联大较近的云南大学为对象，俯冲投弹，联大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全毁，该院办公处及教员宿舍也多震坏。该院校舍系租自省立昆华中学之一部分，其中昆中北院中数十弹，损毁甚巨；昆中南院也有震坏。此次轰炸中，清华大学在西仓坡设的办事处也遭2枚落弹，屋顶遭到严重损坏。办事处后院中用于存储重要卷宗的防空洞被炸弹震塌，两名工友被埋在洞里，以身殉校。   
    1941年8月14日的轰炸所致损失比上次更为严重。“本校于本月14日被敌机轰炸，校舍被毁，业于当日以急电呈报在案。兹查本校新校舍被炸毁房屋64间，震坏房屋210余间。计常务委员会，教训总三处，事处出纳2组，图书库全部毁坏。生物及地质实验室各毁一所。此外各办公室教室宿舍或全部被炸毁或毁坏一二间不等。房屋部分按照时价，损失35万元，家具部分损失11万元，电料等项损失15万余元，三共统计62万元。图书及仪器部分……不过22000余元。又师范学院及附属中小学系租借云南省立工业职业学校校舍，此次被炸毁房屋89间，女生宿舍系租借昆华中学校舍，次此被炸，倒毁房屋48间，上述两处被震毁者共约190余间，倘照原样修复，所费必更不赀，但即简单修葺，俾可勉强应用亦需20余万元”。《西南联大电呈被炸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849。学校教室只好作为宿舍。   
    国立同济大学代理校长周均时1941年8月30日报告：“查本月11日上午9时敌机狂炸宜宾，本院门诊部后座中一弹，库房膳食厨房炸塌，办公室右首板壁一座震坏，并震破窗户多处，经于十二三日停诊两天加以整理。”同济大学附设医院门诊部被炸，计六类别物品损失共33500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849。   
    在1941年8月23日的空袭中，国立交通大学分校的损失，计屋瓦墙壁灰顶竹篱课桌方凳各项估计合共12997元。   
    此外，在原省的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1943年12月22日报告，该校财产间接损失，自1938年至1942年，计191920365元。又原复计划必需费用，依照现值最低估计，需215万元。   
    相比有形的损失，“疲劳轰炸”对市民和师生的精神摧残更难以文字表述。时时响起的防空警报，使人闻之如惊弓之鸟，是人们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梦。人们正常的生活作息完全被打乱，饮食无常，席不暇暖。躲避空难时，在防空洞里一躲就是2小时，最长达9小时，洞内人多空间狭小，空气浑浊，潮湿难耐。时间一长，再有耐心的人都会烦躁不安。空袭对中国民众是一种残酷的精神折磨和煎熬。1941年6月5日的重庆校场口“大隧道惨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此次惨案中，共死992人（儿童151人），伤八千多人（重伤二百多人）。轰炸增加了物价上涨的速度，恶化了师生的生活状况。跑警报也给人们的身心以很大的伤害。警报有3种，跑警报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根据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1942年毕业生徐泽物统计，自1940年5月2日至1941年12月24日昆明共有预行警报95次，空袭警报72次，紧急警报52次。在这些警报中，自空袭至解除，共约300小时。警报声声，人心惶惶。文浩：《倭寇空袭威胁下的西南联大日常生活》，载《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   
    应当指出是，在国土沦丧，敌机狂轰滥炸，中国教育机关备受摧残的情况下，广大教育工作者不辞千辛万苦，大部分大专院校迁至大后方，坚持办学，使中国的教育事业没有中断，这对于国民教育的维持，传统文化的延续，现代知识的传授，人民素质的提高，以及抗战所需的技术人才和建设人才的培养，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第31节 “疲劳轰炸”造成的损失(1)

    “疲劳轰炸”，即倭寇所说的“神经轰炸”，是指1939年至1942年间，倭寇发动的对以重庆为重点的西南地区的轰炸。由于内迁聚集在这里的高校较多，因而损失也大。   
    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营参谋部下达了“345号大陆作战令”，要求侵华空军组织“航空进攻作战”，矛头直指中国战时的政治军事中心——重庆。作战令要求空袭重庆的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中枢机关，甚至直接袭击市民，“给敌（中国）国民千万极大的恐怖”，袭扰中国抗战后方，使军民丧失抗战意志，生产生活难以为继。1938年12月26日，22架倭寇重型轰炸机，在陆军航空兵团团长寺仓少将指挥下，自汉口直扑重庆，揭开了大空袭的序幕。   
    1939年5月3日13时17分，45架日本中型轰炸机分两批轰炸了重庆。5月3日晚6时许，又有27架飞机轰炸重庆，并投下燃烧弹。两次轰炸，共造成平民6000多人伤亡，在4日的轰炸中死亡即达2000人。   
    1940年春夏之交，倭寇发动了代号为“101”的更大规模空袭，空袭频率加快，调集300多架飞机。从1940年5月18日当年的第一次轰炸，到9月20日之间，倭寇飞机大规模出动有30次，平均4天就有一次大轰炸。日方公布的资料显示，出动飞机2023架次，投弹1404吨。可以推算，每次空袭，出动飞机近70架次，投弹22吨。8月19日和8月20日，轰炸达到高潮。19日出动飞机190架，第二天是170架。这年轰炸，不仅针对商业区、居民区，还对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等教育设施、医院进行了轰炸。   
    1941年夏季，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轰炸（代号102），7月21日至8月31日共42天，对重庆轰炸14次，出动飞机2389架次，投弹1500余枚，即每3天就有一次空袭，每次出动飞机170架次，投100多枚炸弹。8月7日后的一星期，轰炸“无六小时间隔”。   
    现将“疲劳轰炸”，特别是1941年轰炸所造成的损失作如下介绍：   
    （1）重庆地区高校所受损失   
    1940年5月20日，日机轰炸南郑的同日，又在重庆肆虐。日机出动70架，将重庆市区变成火海，大火燃烧七八天之久。余烬尚温，日机又集中轰炸重庆的文教机构。5月29日，日机向沙坪坝重庆大学周围投弹70余枚；又炸北碚复旦大学，炸死教务长孙寒冰及职员、学生4人，伤4人。同日重庆沙磁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被炸，死学生7人，伤数人。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专科以上学校呈报遭受日机轰炸损失情形的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4。   
    1940年7月4日，倭寇飞机猛烈轰炸重庆大学和内迁的中央大学，两校主要校舍均被炸毁。   
    1941年7月5日，倭寇轰炸重庆川东师范学校，该校大部分被毁。《档案史料与研究》，1994第3期，第8页。8月23日，倭寇飞机再度空袭重庆沙坝学校区，各校均损失惨重。此外，西南联大、复旦大学、四川教育学院、西北农学院、云南大学等先后遭日本飞机轰炸，损失严重。   
    重庆大学的损失：   
    1941年10月31日，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洪元向教育部报告：   
    “案查去年8月10日及21日敌机常扰陪都师部，本校西屋被炸，公私损失惨重……兹查明8月10日敌机轰炸时，本校作育所中弹一枚，附近落弹一枚，炸毁办公室一间，并震毁全部寝室、试金石及饶家院教职员宿舍。21日再度被炸，理学院门首中弹2枚，该院一、二、三楼门窗墙壁屋瓦器具多被震毁。饶家院教职员宿舍中弹一枚，炸毁舍屋10间，余均震坏。运动场中弹两枚，试金室中弹一枚，附近落弹一枚，新生宿舍附近落弹一枚。前后中弹计有11枚之多炸毁大小房屋，震坏校舍校具按照？估计，修复校舍约需国币545000元，添置校具约需国币156800元，合计共需国币70万元。又查上述两次轰炸时，教职员遭受损害者计有蒋梅笙等12人，据报损失各物约值国币22240元。”   
    1943年9月9日，国立重庆大学校长张洪元呈文教育部，汇报该校抗战以来所受损失情形，“查抗战期间，本校所受损失，关于仪器及化学药品方面，计31年2月在仰光随时测量仪器，电气仪器，采矿冶金仪器，及其他化学药品36箱，当时值20余万元。此项仪器、药品系于民国26、27年间向德商兴华洋行订购，始因交通梗阻，寄存港栈，嗣因欧战发生，被港政府扣留，中经函托香港中央信托局代为交涉，始准提货，不意30年4月，经凭财政部免费内运护照，由香港运抵仰光，承运之利安公司即倒闭，致未能赓续起运，时局吃紧，本校于41年2月电请中央信托局抢运，及中央电台住腊代表张慈涵就近协助，率以抢运不及时，全部损失，估计现值2000万元。关于校舍方面，本校于29年5月29日被敌机轰炸，中弹50余枚，工学院及教员院第3号楼房均被炸毁，行字斋、气象台、绘图室、农场房屋、男女生宿舍及教员院第1、2、3单元各幢，大部均被震坍，或震毁。理学院瓦及玻璃，亦均损坏。工学院仪器各系均有损坏，尤以电机系损失最大，其他校局具损失亦多，当时约值25万，现值800万元。又30年8月10日及21日复遭轰炸，计10日体专科办公室一间全毁，课堂寝舍多被震坏。21日饶家院教职员宿舍炸毁10余间，余均震坏。理学院第一二三楼门窗墙壁屋瓦校具，亦多被震坏，当时估计约75万，现值1200万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现值约4000万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584。   
    国立中央大学损失：   
    1941年10月29日，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呈文教育部，并附损失清册七本，统计了1940年8月两次被炸所受损失，“案查本校于去年8月2日及8月4日两次被敌机狂炸，损毁情形已经于8月29日及9月4日发电呈报在案，关于全校两次被炸之损失，当即分别从事调查，兹将已调查完竣者，先行开列于后，计房屋675800元，图书10万册7631元，材料62690元，车辆10万元，用具22051076元。物品52077元，以上共计121800876元”。   
    1941年8月中央大学连续遭两次轰炸，其被炸情形及损失为：   
    “兹查是日（28日）校区以内，共中炸弹23枚，计总办公处前着重磅炸弹1枚，屋顶全部震坏。化学馆航空系教室各着弹3枚，房屋全部炸毁。法学院、理学院、林学院办公室教室及建筑系教室均被波及，塌毁一部分；艺术系教室着弹2，屋顶门窗全部震坏。学生第四宿舍第六宿舍教职员饭厅及教职员第三宿舍各着1弹，屋顶门窗全部或一部被炸毁。开水房以及学生第二厨房各着弹2，房屋全部被炸毁。学生饭厅着1弹，屋顶门窗墙壁被炸一部分。第二教室、第十四教室各着1弹起火，全部焚毁。校门口着1弹，校传达室电灯房警卫室及材料室震坏。第二防空洞顶上及第二球场各着1弹，尚无损失。惟并屋瓦被震落者计算在内，则全校房屋已无一完整，多被震坏，当时估计约75万，现值1200万元，以上各项损失，合计现值约4000万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中央大学电呈该校八二八被炸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847。   
    “8月30日敌机袭渝，本校又遭轰炸，共着弹15枚：计警卫队储藏室、办公室、本校材料室、汽车房，共着燃烧弹3枚，起火燃烧，储藏室公物及材料，全部焚毁，损失甚重……图书馆、学生第四、第七宿舍、学生第一厨房、学生大饭厅，各着1弹，房屋炸毁或震坏一部分。工人厨房着1弹起火，幸即扑灭，教职员宿舍着弹2枚，房屋毁坏大半，教职员第三宿舍尚未修复，又落弹3枚，马路侧着1弹幸未炸发。”   
    1941年9月19日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呈报8月23日敌机轰炸损失：   
    “财产损失情形：查是日轰炸东山之敌机，共计九架，投掷燃烧弹及爆炸弹约百余枚；在本校及其切近周围区域，约有四五十枚，致月塘第一男生宿舍新建之楼房一栋，全被炸毁，经查原造价值约373625元，该宿舍其他部分屋顶之同被震毁者，估计原价约450元；又白塔街本校女生宿舍一部分被毁，并震坏门房及其他部分之屋顶，估计原价损失约270元；总计房屋损失共为原价445625元；该两处一切应用公物，如写字台、自习桌椅均被炸毁，原置价值约共4038元。其中住宿学生之书籍衣物，尽被炸毁，损失情形至为惨痛。惟详细数目，尚难作精确之估计，计损失较重者，女生有谢云清等9人，男生有石真球等34人。至各教职员因职务关系，与个人经济情形，不能遵令疏散移往乡间，仍散居城市各处者，此次被炸，所住房屋，或被焚烧，或被炸毁，书籍衣物之损失，亦极惨重，当经详细调查，计有倪德修等13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849。   
    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呈报该校磁器口附设实验药厂1941年8月23日被炸损失情形：   
    “本校磁器口附设实验药厂，于本月23日午后全部被炸。查是日敌机27架，于午后滥炸磁器口，投弹约100枚，本校附设药厂四周，落弹数十枚，房屋全部震毁，所有一切原料成品玻璃仪器及各项生产器具等，共计损失约8万余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校长陈思义为呈报附设实验药厂被炸损失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849。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第30节 高校遭轰炸惨状及其损失(2)

    津沪横被摧毁之学校及北平强被倭寇占据而失去教育效用之学校，内有全国学校之最优良者，不仅代表中国人民文化幸福之寄托所在，且代表中国树立教育制度过程中数十年来，无数国人惨淡经营与努力之效果。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设立于1898年，复旦大学设立于1905年，南开大学本部于1919年由前期之中学扩充而成，而就中若干学校，平昔所搜罗者颇多全世界最优秀之师资。各地被毁及被占之专科以上学校约为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总数二分之一。此种学校在教育文化方面之损失，自不可以数计，且不能与其物质损失相比拟。各校校舍、校产设备及图书馆之损失，根据1935年之值估计损失约为国币5700万圆，国立中山大学尚不在内，其新校舍实值1000万圆以上。各校受倭寇直接间接行动之损失确数估计至为困难。”   
    教育部的报告还以事实揭露倭寇的暴行是有计划、有系统之破坏行为：   
    天津南开大学被倭寇轰炸后情形   
    ——采自良友图画杂志社《战事画刊》第七期   
    “中国被毁学校所受物质及人命之损失既如此重大与酷烈，然吾人设一思及倭寇设施此种暴行之方式，则此种恐怖景象本身已属无关重要。据可靠消息，倭寇飞机师所携带地图，显将中央大学列为轰炸目标之一，该校之于8月15日、19日、28及9月25日四遭空袭者，其解释均可由此项消息中探求之。该校迭遭多次空袭，日本机师自不能狡辩误认该校为军事机关。国立中山大学距离广州市若干里以外，自成一孤立地位，四周并无任何其他机关之房屋。上海许多学校也具有同样情形，如国立同济大学，在被轰炸时，距离军事行动区域若干里以外。凡此学校，均未为中国军队所占。南昌被毁各校，实际上在战区数千里外。根据此种事实，不能逃避下列结论：即中国教育机关之摧毁，实不外倭寇有系统的计划之一部分。   
    倭寇所欲摧毁者，已竭尽其力为之。世人如当有对倭寇之真实企图与坚决目的表示疑义者，可用南开大学被毁之一例释之。倭寇之摧毁该校，曾使用一切可能之破坏之工具，属于机械的，人工的，如炸弹，炮火及煤油等等，其残酷行为，曾经事先周密计划。7月29日清晨，倭寇开始炮击该校图书馆及其他部分，是日下午炮击尤密，倭寇并以飞机指示大炮轰炸地点，直视该校为一军事堡垒。在此继续不断之猛烈炮火下，该校图书馆及其他主要建筑物均付一炬，全校已成灰烬。次日下午，日机复前往轰炸该校中学男子部、女子部及小学。7月31日后，复派遣日鲜浪人多名，携带煤油前往该校，焚该校残留部分。在该校全毁后，复抢学校之设备品及教职员与学生之私人所有物而去。单就该校而论，其损失已达国币数百万元。南开之被毁，将使后世人常常回忆倭寇毁文化机关而无顾忌之一种例证，且为倭寇采取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方式摧毁能事之一例证。要之，倭寇对于南开所摧毁之范围，及所使用之方法，实行之方式，可用以衡量其他同样被毁各校之损失，倘其暴行不受抑制，并可用以衡量倭寇对于其他无数中国教育机关所能摧毁之程度。”   
    上海晏摩氏女学被倭寇轰炸后情形   
    ——采自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日寇暴行实录》   
    教育部的报告进而剖析倭寇此举的真实企图与政策，“倭寇对于中国各级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所施有计划之广大摧毁，仅有一种意义，即倭寇指挥者意欲本其有计划之企图与政策，摧毁中国教育，使其几无救展之可能，即复兴亦须经过长久之时期。倭寇摧毁中国教育文化机关之暴行仅可以此解释之”。   
    “10月20日东京方面曾有一种因内心惶恐而发表之卑鄙报告，谓中国最高军事领袖蒋委员长，因日机轰炸，致中国军队营房感觉缺乏，拟将各学校校舍改为军用，并谓蒋委员长，经与学校当局详密会商后决定对学校学生实施军事训练。末又称，因中国学校实际上已改为军事组织，故日本军事当局可无须辨认学校与军事机关区别，而日机对于中国任何学校均可施以轰炸。此种露骨论调，并无足惊异，因倭寇从未承认此项区别；惟吾人所惊异者，即倭寇除以极幼稚之遁词狡称中国军队缺乏营房，并与学校内实施军事训练外，现已公开暴露其政策，欲使中国之教育及其他文化机关永久毁灭。   
    日本军人及舆论久已认为中国在进行抗日阵线之组织，并认为中国学校系此种敌忾情绪之发源地。倭寇之决心毁灭南开大学者，即因该校为反抗倭寇侵略华北之舆论中心；倭寇之亟欲以最迅速最周密之途径消灭中国之知识与文化生命者，其故亦在此。”   
    “日本政府及其侵华军队曾迭向全世界狡称，彼之军事行动乃对中国政府及其军队，非与中国人民为敌。惟自本年7月开战以来，倭寇行动已屡自证所言之伪诞，其尤为显著而酷烈。战争继续发展，势将更有其他多数教育机关横遭同样厄运。日本此种行为，除演成大量物质损失及人命牺牲外，其意义实超越单纯战争之性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教育部草拟中日战争中倭寇破坏中国教育机关之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2），卷581。   
    21938年以来，部分高校损失举要   
    中山大学损失。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山大学屡遭日本飞机轰炸，特别是1937年8、9、10三个月和1938年3、4、6三个月，中山大学校舍被敌机轰炸10余次，投弹50余枚，部分校舍被炸毁，死5人，伤十余人，图书仪器损失很多，学校被迫停课3周，文、法、理3学院一度迁入广州市文明路附中上课。梁山等编著：《中山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9、97页。   
    1943年11月6日，中山大学代理校长金曾澄报告该校财产损失统计情形，“1938年10月底广州沦陷损失校产及器材经于1940年2月20日天字第765号呈送各院部财产直接损失汇报表，其由港运回一部分器材在1939年12月底在海防沦陷敌手，亦以列具详细清单，在九龙沦陷器材并经造据清册，附同统计表于1942年4月22日汇集呈送。计本校在抗战期间直接损失共1497628305元，惟所列损失总额系照当时国币价值。”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584。   
    广州中山大学被倭寇轰炸后情形   
    ——采自良友图画杂志社《战事画刊》第五期湖南大学被倭寇轰炸后起火   
    ——采自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日寇暴行实录》1938年6月8日，广州岭南大学遭敌机轰炸，学校遂告关闭。   
    1938年8月11日，日机轰炸武昌华中大学，三幢教学大楼被夷为平地。死伤60余人，正在武汉参加救亡活动的中山大学教授林诚厚也殉难。   
    湖南大学损失。1938年4月10日，日机27架空袭长沙，在岳麓山地区投弹1000余枚，其中湖南大学被30余枚炸弹袭击，该校图书馆全部、科学馆三分之一被毁，众多珍贵书籍、标本及仪器设备等被炸毁。事发当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政治部等部委电文云：   
    “今日十四时半，敌机27架侵袭长沙上空，于岳麓山湖南大学投弹卅余枚（内燃烧弹十余枚），查湖大为本省最高学府，设备较善，敌人本其破坏文化机关及轰杀平民之一贯政策加以重大毁灭，此种暴行，实为文化恶魔，文（人）类公敌。”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情形及迁校舍建筑、复原等问题的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322。   
    湖南大学自治会4月12日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快邮代电”称：在中国军队台儿庄大捷之后，日人“挟其报复心理，不问设防地带与非设防地带，文化慈善机关与非文化机关，肆意轰炸，罔惜人道。本大学既非军事机关，亦无军事机关，乃本月十日下午二时卅分，突有敌机27架，窜入本大学上空……事后调查，共投烧夷弹50余枚，爆炸弹30余枚，其重者在千公斤以上。……总计此次损失，其价值当在300万元以上”。该校在这次空袭中，图书馆、第五学生宿舍全毁，科学馆仪器损坏殆尽。学生死2人，工友死1人，员生伤约40人。湖南大学旋迁湘西辰溪，又遭日机两次轰炸。校长皮宗石1939年4月21日给教育部称“本校西迁，费时九月，用款十万，在辰开课。”可谓历尽磨难。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湖南大学被日机轰炸情形及迁校舍建筑、复原等问题的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322。   
    1941年7月17日，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于电呈教育部，报告麓山校舍1940年3次遭轰炸财产损失情形：“查本校长沙麓山校舍于去年3月3日遭受寇机轰炸损失奇重，业经呈奉钧部在去年4月高字15529号马代电饬依照院颂表式将损详情翔实填报等因，遵即转饬长沙留守员遵照办理，去后，旋据该员电报4月18日10时，又有敌机7架来山投弹30余枚，轰炸本校一院校舍，部分损失等情当即电示该员，依照前项办法迅速照报，正拟办间，复据电告，寇机9架，忽于5月7日午后分3次来袭，投重磅炸弹数十枚，一院及文庙全部被毁，损失较前两次更大等情，前来比饬，一并汇报。兹据该员造具，各次共有损失报告单列，核查3月3日损失357000元，4月18日损失118000元，5月7日损失402600元，三次共计损失财产877600元……查麓山本校校舍具有千年之历史，经过若干人之经营，始能大具规模，奠定学府宏基，一旦损毁，几无全瓦，殊堪痛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电呈本校麓山校舍去年三次遭受寇机轰炸财产损失报告清单请予备案并拨款修复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847。   
    1942年，湖南大学对抗战以来财产损失数目与复原经费作一统计，从中可见轰炸所造成的损失之巨：   
    “战时损失：本校自抗战以来，麓山方面先后被敌机轰炸5次。辰奚方面被炸两次。就战时之物价估计，两处损失，约计国币100万元左右，由长沙西迁辰奚，旅运各费，共计20余万元。以二十七、八九年物价与现时之物价相较，有超过数十倍或数百倍不等，就现值计算（照以前物价与现时物价普加20倍计算），共计损失国币2400万元之谱。   
    复原经费：本校麓山本部，经历次轰炸，教室宿舍及其他重要建筑，毁损三分之二，其存者百孔千疮，非大加修理，不足以资永久，而壮观瞻。关于仪器、图书、机械、材料，以及其他设备，历次损毁甚多，均须尽量补充，俾资应用。将来由长沙迁回麓山本校，公物运输，固由公款开支，而抗战期间员工学生，含辛茹苦，共维大业，复原旅费，亦应由公家负担，以示抗战普天同庆之意。查复原经费内，计分三部分，（一）建筑费共需国币二万万一千万元。（二）设备费共需国币2700万元。（三）旅运费共需国币300万元。以上战时损失，与复原经费，共需国币二万万六千四百万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抗战以来教育机关学校财产损失统计表及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2），卷584。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第29节 高校遭轰炸惨状及其损失(1)

    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以轰炸、纵火等种种暴虐、野蛮手段，极力毁灭中国大中小学校、科学研究机构、出版社、图书馆、博物馆，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摧残至为酷烈，给中华民族文明造成深重的创伤。中国的各级学校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所受损失极其严重，本节仅就战时中国部分高校遭受空袭、轰炸所受损失作简要的叙述。   
    1东南沿海沿江地区高校损失概况   
    中国战时损失的各种统计数字，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就着手进行了。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就开始对中国教育文化进行肆意破坏。1932年1月28日，密集沪市的各大学多遭劫难。事后，上海各大学联合会主席、交通大学校长黎照表于4月10日致教育部报告称：   
    “自倭寇犯境，淞沪沦为战区，所有各大学或遭炮火轰击而毁坏无余，或为敌军所占领，虽房屋仅存，而书籍木器供其炊薪。”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形的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2。具体情况如下：   
    同济大学位于吴淞。“全校房屋15幢均被炮弹及炸弹轰毁，无一完整者。大礼堂被日飞机掷弹炸穿七个大洞，医学院生理研究馆、中学部、教室宿舍及新筑将竣工之宿舍共被日飞机掷弹炸穿12个大洞，此外，被倭寇炮弹攻穿与机枪打破之板壁窗户尚不知其数。屋瓦横飞，梁崩栋折，尤以附设工厂大部分竟至塌为瓦砾场。”   
    持志学院位于江湾水电路。2月10日下午，新建二层楼教室、图书馆及办公室，三层楼宿舍，全部被倭寇机关枪队纵火焚毁。所有图书（3万册）及运动器具、校具等，概遭焚毁。中学部此前即被倭寇放火焚烧。   
    上海法学院位于江湾路。新建房屋为倭寇纵火焚烧，经两昼夜全部被毁。所有公私财产均付之一炬。   
    中国公学在台湾。校舍十分之六毁于炮火，校具、图书、仪器及教职员、学生之行李书籍等，被焚毁损失惨重。   
    私立复旦大学位于江湾。学生损失惨重，约有1000人行李被劫，书籍被焚。其后倭寇长久侵占校舍，附中学生宿舍改作马厩。其中简公院、子彬院、女生宿舍已成废墟，图书馆藏书尽成灰烬。   
    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与复旦大学一墙之隔。2月22日被焚起火，新建教学楼、办公楼及宿舍全部被毁。图书4万册（内有宋明善本）被焚。   
    1932年6月3日，教育部报行政院秘书处《淞沪受灾专科以上学校所报损失表》载，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国立暨南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劳动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大夏大学及附中、私立东吴大学法律学院、私立上海法学院、私立持志学院及附中等14校，在倭寇侵沪之役中，所受直接、间接损失，总计7438187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形的有关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2。事实上，此时上海全被日机炸毁的暨南大学大礼堂。   
    ——采自新生画报号外《抗日画报》第十号市共有高校33所，其中16所遭受战火的破坏，占全市总数的50%。   
    从七七事变到南京陷落的短短数月，倭寇掀起破坏中国教育文化又一狂潮。   
    1937年7月29日，日机连续轰炸天津四小时，“其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这是因为日本军队认为南开大学是抗日运动的据点”。两架日机飞到八里台南开大学上空投弹，至8月1日晨，“火犹未息”，南开“已成瓦砾场”。倭寇将军车开进学校，把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纵火烧毁。南开大学部的秀山堂、本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和教授宿舍楼，均被夷为平地；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学楼，也成了一片废墟。《申报》1937年7月30日、8月1日。   
    半月以后，倭寇又在上海挑起战端。日机首先轰炸位于真如的暨南大学和东南医学院，炸毁暨南大学的化学馆、大礼堂、学生宿舍等；1937年8月23日，倭寇飞机轰炸同济大学，“校舍等各项建筑均被破坏，所有校具等机械设备，亦均被炸毁无余”。复旦大学体育馆被夷为平地，子彬院（科学馆）及学生宿舍等也被炸毁。倭寇在上海破坏中国文化教育机关，8月13日至10月15日，同济大学、上海法学院、吴淞商船学校、东南医学院全部被毁；复旦大学、同德医学院、持志学校大部被毁；暨南大学、大同大学、正风文学院等局部被毁；沪江大学、音乐专科学校、上海商学院、市立体育专科等校舍被倭寇占据。10月24日，日机轰炸大厦大学，“巍巍校舍，在日机轰炸与炮弹烧毁之下，多半成为灰烬”，“全部损失约在200万元以上”。欧元怀：《抗战期间大厦大学的苦斗》，载《教育杂志》第39编第4号。位于沪西梵王渡的圣约翰大学大部被炸毁。大同大学在南市沦陷后的大火中全部被毁。   
    由于日本飞机对上海夜以继日的狂轰滥炸，遭日机袭击的文教机关和学校就有九十多所（高校14所，小学44所，中学27所，社会教育机关8处），其中全部被毁的占75％。在战火中，上海社会局对文化教育事业遭受的损失作了初步调查，至1937年10月的三个月中，上海全市文化教育事业损失达10942242元（国币），其中高等院校损失6623159元，中等学校损失2199954元，小学校损失259129元，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等损失1860000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八一三”后上海教育文化机关遭受倭寇破坏情形调查统计表》，1937年10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自1937年8月15日日机首次轰炸南京，到同年10月13日的两个月中，日机对中国61座城市实施了轰炸，“大部分空袭都以无防备的城市为对象，特别是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澳］哈罗德·约翰·廷伯利：《侵华倭寇暴行录》，马庆平等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其中首都南京罹祸尤巨。日本军方曾公布如下数字，从战争开始到南京攻陷，日本海军飞机袭击南京五十多次，出动飞机超过800架，投弹160多吨。1937年8月15日至26日，中央大学遭日机三次袭击。第一次为8月15日下午，敌机的机关枪扫射图书馆及实验学校各一次；第二次为19日下午，在大学本部投250公斤炸弹七枚；第三次为26日深夜。对此，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报告指出：   
    “窃查8月19日下午6时许，敌机进袭首都投掷炸弹。本校计共落弹七枚：一在图书馆后身距离建筑仅丈许，一在牙医学校后身；二在大礼堂后身，一在建造中之牙医院与科学院馆之间，一在女生宿舍中部，一在无机化学教室东边。二十六日夜，本校附属实验学校又着一弹。事后检查计损失：（一）牙科学校（原昆虫局平房）全部震塌；（二）女生健身房局部震毁；（三）无机化学教室着火被焚；（四）女生宿舍旧平房大部分炸毁；（五）大礼堂后墙炸穿数处，礼台部分全毁；（六）实验学校办公用平房炸毁两边。女生宿舍亦毁；（七）此外如图书馆、大礼堂、科学馆南高院、生物馆以及实验学校各处教室之门窗玻璃、隔间木壁多被震毁；（八）本校校工死一人，建筑牙医院之厂方工人死五人。至于内部设备除化学教室内尚有一部分普通仪器药品，临时不及抢救外，因事前早有准备，所有重要图书仪器文卷成绩等项，均已转运，故损失甚微。”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央大学校长呈报该校8月19日、26日先后被炸损失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藏，全5，卷5287。   
    “9月25日下午本校中山院又中敌弹一枚，该建筑之西北角被其炸毁墙壁，完全震塌，损毁较重，将来修复颇为困难。所幸原在内办公人员已先一日转移三牌楼农学院内办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卷5287。   
    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恣意摧毁中国各级学校及其他种文化机关之行为，1937年11月5日，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本破坏我国教育机关的罪行。声明说：“北自北平，南至广州，东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方破坏者，大学、专门学校有23处，中学、小学则不可胜数……诚所谓中国30年建设之不足，而日本一日毁之有余也。日方此种举动，每以军事必要为藉口，殊不知此种教育机关，分布各地，往往距军事区域非常遥远，且绝与军事无关。日人之蓄意破坏，殆即以其为教育机关而毁坏之，且毁坏之使其不能复兴，此外皆属遁辞耳。”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1页。   
    1937年12月底，中国政府教育部对开战以来中国教育机关所受中国教育机关被倭寇破坏之区域、数目及其估计之损失作了初步的总结：   
    “自战争开始迄今三月有余，倭寇连续采取其一贯之残酷行动，以大炮飞机摧毁我国各大学及专科学校。当撰写此文时，我国专科以上学校之被全部摧毁，或局部摧毁者已达23所。此外尚有无数中小学及他种学校也遭同样厄运。”   
    “倭寇以炮火炸弹破坏中国教育机关而最使人注目者，厥为区域之广阔。北至平津，南至广州，东至上海，西至内地江西，各地学校校产、校舍及图书仪器等设备，付诸一炬者为数甚大。日机轰炸实尽量以自其根据地所能达到之地点为惟一止境，彰彰明显。   
    教育机关之被摧毁者，在上海及其附近有国立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私立大同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上海法学院，持志学院，东南医学院，正凡文学院，国立上海商学院，同德医学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私立体育专科学校，共计14所学校，大多数均曾受倭寇炮火多次摧毁，现所遗者，仅一片瓦砾而已。截至12月25日，上海共有27中学，44小学几化为灰烬，此外，市立博物馆、图书馆和体育馆也均遭摧毁，而其他文化会社及与教育有关之机关，如商务印书馆等，姑不具述。但教育文化机关所受物质损失估计非常困难，且正确之估计，在短期也非可能。在昆明的同济大学学生同济大学是战时迁移地点最多的大学。从上海江湾至浙江金华、至江西赣州、至广西八步，最后在昆明上课。这是该校学生和昆明各大学学生为抗战献金时的情形   
    ——采自《中国抗日战争图讠志》（广东旅游出版社）  算 
    天津之私立南开大学，尽毁靡遗，其中学男子部与女子部及小学近全毁；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及河北省立工业学院之遭遇亦同。保定之河北省立医学院及河北省立农学院也均受重大损失。北平及河北境内之专科以上学校物质损失虽不如上海及天津之各校，现在环境下，已失去中国教育上之效用。但在北平区域内，有专科以上学校14所，在河北区域内有8所，约占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总数五分之一。各该学校校舍，现已多数为倭寇所强占，充倭寇营房，最显著者如国立北京大学，及国立师范大学等。   
    倭寇之残酷行为并不限于上海及天津，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曾两度被炸，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曾四遭日机袭击，其实验学校及小学几乎全部被毁，该校牙医专科学校亦为日机轰炸目标之一。远在内地之南昌，亦有数校遭日机轰炸，及省立乡村师范学校，省立医学专科学校，省立第一中学及葆望女子中学。凡此诸校，均距离战区至远，且绝无借口涉及任何军事目标之可能。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第28节 高校内迁及遭受轰炸所受损失(4)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大学农学院一批家禽、家畜的内迁。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校长罗家伦到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道别。罗走后，农场职工认为畜牧场的这些马、牛、羊等都是饲养多年的良种家畜，决定把这些家畜、家禽搬迁到大后方去，并推举王酉京为负责人。王酉京和职工们在行程中，有时还碰上国民党军队的骚扰！经过在六安到叶家集之间十个山村的短期休整，1938年3月又继续西征。路上死了一些病弱牲畜，加上有的道路野狼成群，有的地区因雨季来了只得绕路，有时走乡间小道。经过千辛万苦，历时一年，于1938年11月上旬到重庆，仅剩有荷兰种乳牛二十余头及少量家禽，进入沙坪坝中央大学畜牧场。罗家伦晚年回忆，当他看到这群中大畜牧场的家畜、家禽时，“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的‘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王酉京也因护送家畜，被誉为学校的有功之臣。罗家伦：《逝者如斯夫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8页。   
    内迁西南、西北的高等院校，面临的是生活条件的艰苦，教学设备的简陋。先后内迁四川的48所高校师生，多受国破家亡之痛和远道迁徙之苦。初入川，多数学校只能借用旧庙宇、祠堂作校舍。如武汉大学曾借用嘉定文庙、崇圣祠、三清观、大佛寺等处；东北大学借用三台草堂寺等旧址，校舍很分散，学习生活很不方便。中央大学、光华大学等校，虽建临时校舍，却因条件所限，一间宿舍住300人以上，闹嚷拥挤，空气混浊，很难安歇。江苏医学院、国立医药专科学校等校，也因校舍困难多次搬迁。   
    西南联大校本部和文、理、法、商四院的校舍是在刚搬走的坟地上建成，房屋潮湿阴暗。雨季房屋漏水，学生要打伞睡觉。中山大学迁至云南澄江后，部分学生住翠竹庵等处寺庙，学校用土坯和木料搭就简易的校舍。广西大学迁贵州榕江后，还在两湖会馆、江西会馆、贵州会馆及演武厅礼堂等馆庙的大殿、戏台和酒楼的上下，用木板隔成简单的教室。   
    内迁学校教学设备简陋，或因敌机轰炸，一路流离颠沛，图书仪器无法运出，或损坏散失。西北联合大学图书馆刚开馆时，只有两千多册图书，师生平均每人一册。   
    各高校在内迁途中，因医疗条件差，师生发病率高。如内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根据1942年统计，每天有40人患疟疾，而医务所仅有10支奎宁。武汉大学学生死于地方病的达60人。一些极富才华的教授如黄方刚、吴其昌、萧君绛等，因贫病而英年早逝。而西北联合大学，据校医室1939年3月8日至29日20天的统计，全校800人左右，生病就诊者达2177人次，其中肺病和心脏病者占的比例最大。《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   
    院校师生在迁徙离乱中的身心折磨和精神损害，更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在回忆内迁广西情景时写道：“余雇小艇四，与眷属、生徒，踡伏其中。道出武进、丹阳，飞鸟之音，照明之弹，吾民号哭流离之状，震耳、刿目、怵心。抵京口，寓大华旅社。登英公司德和轮船溯江而上，山哀浪咽，离愁万端。过芜湖夜，忽舟中人惊相语曰：铁鸟在檣上回旋矣!于是灯火尽息。数时始去。抵长沙未旬日，忽同人竞相告曰：京口之大华、英公司德和俱被炸矣，死者约二千余人。闻之惶駭。旋转湘乡……未几，伤兵集湘乡，不得已又迁桂。”   
    即便在省内迁移者，也是历经磨难。如河南大学于1939年因开封沦陷，迁入伏牛山处的嵩县县城及嵩县潭头镇。1944年5月，倭寇陷洛阳后，校方疏于防范而没有及时组织转移，等到倭寇到时才仓皇出走。5月15日，倭寇逼近潭头，大雨滂沱，山洪暴发，在急难择路中，有5人遭遇倭寇，当场中弹身亡。女生李先知、李先觉姐妹及李先知之夫刘某，逃避不及，共投一井自尽。医学院院长张静吾被俘，其妻被杀害于杨坡岭。农学院院长王直青等师生二十余人被倭寇关押，罚作苦工，常遭毒打。王院长不堪受辱，跳崖而受重伤。   
    3战时对内迁高校损失的统计   
    1938年8月底，全国有25所高校关闭，继续维持的83所中，37所迁入内地，15所在敌机轰炸中勉力支撑。全国原有大专教师7500多人，职工4300人，学生42000人，因战争而失学者超过2万，占了一半，失业的教职工也达2000人。据北京大学、北平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46所高校统计，师生死伤不知下落者108人，财产损失3360余万元。其中有些图书仪器，可谓为价值连城。如南开大学关于华北经济之研究资料、清华大学收集的中国近代史档案、北京大学关于中国地质之资料，“均为极珍贵之物，故不能徒以金钱数字为之表现”。毛磊等：《武汉抗战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教育主管部门对西迁的69所高校财产损失进行调查。1939年据统计，这69所高校由于在西迁途中辗转搬运，图书设备损坏严重，直接财产损失22491867元。1940年，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在《中国季刊》上撰文称，截至1939年12月底，全国公立专科以上77所院校总损失达90451000元以上，国立23所院校共损失37013000元，省立16所院校共损失9276000元，私立38所院校共计损失44171000元。1943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学者韩启桐对高等院校财产损失进行分析研究，将南开大学损失数内的中学部分减去不计；补充了陈立夫报告中没有的12所院校的损失，这12所院校为：东北大学、贵阳医学院、福建学院、湘雅医学院、戏剧专科学校、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华西大学、燕京大学、江苏教育学院、山西医学专科学校、大同大学及广西大学；根据教育部1943年统计，对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东吴大学、上海商学院、民国学院、南通学院、广东光华医学院、音乐专科学校、同德医学院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12校损失进行了修正；扣除校园土地价值部分，初步估计89所院校的损失为74750000元，即国立26所院校损失35970000元；省立20所院校损失7700000元；私立43所院校损失31080000元。韩启桐：《中国对日战事损失之估计（1937—1943）》，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55页。对照可以发现，韩启桐的统计并没有将1940年、1941年倭寇对内地高校轰炸所致损失计算在内。   
    事实上，有些学校也作了西迁损失的调查和统计。如1944年私立金陵大学统计，截至1941年8月，金陵大学共计损失146785008元，其中，校舍损失2999000元，设备损失1479500元，林场损失10200000元，折合美金4448028元。《为查报抗战损失金大与教育部的往来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649，卷13。以金陵大学战前每年预算100万中国元计算，其损失相当于14年的预算。金陵大学战前图书已达317839册，而据1938年5月31日的统计，仅剩16946册，这里面还包括1938年添置的603册。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金大1926—1937学年度学校概况统计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649，卷68。   
    1943年10月，国民政府指示行政院和教育部，迅速成立“向敌要求赔偿文化事业研究会”，专门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损失调查统计工作，并形成了一些统计资料。但由于战事仍未结束，统计局限于一时一地，无法完整地反映抗战中高等院校损失的全貌。   
    抗战胜利后，内迁69所高校的大部分又千里迢迢迁回原地，撇开物质和精神损害不论，这往返的搬迁费用就很惊人。1946年统计，专科以上学校间接损失中，迁移费为503 120 695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5（2），卷584。   
    战后调查统计，1937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计有108校，七七事变后应战时停顿及先后迁移后方者达2/3以上，其后陆续增设至1945年8月，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42校，其中受战事损失者共115校，占总校数80%以上，其未受损失者仅后方新设之少数学校。同上。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第27节 高校内迁及遭受轰炸所受损失(3)

    （5）抗战后就原省迁移的院校   
    在广东，广东省艺专、私立广州大学等院校进入粤北和粤西山区，广东的一些高校南下避乱于香港，或在香港设分校，香港沦陷后迁往广东内陆，如岭南大学和广东国民大学青山分教处等，中山大学1940年由云南迁回原省。在广东省内迁移的还有省立文理学院、勷勤商学院。在浙江，有浙江医药专科；在江西，有江西工专、江西医专；在湖北，有湖北农专；在湖南，有湖南大学；在福建，有厦门大学、福建医学院、福建协和学院、福建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河南，有河南大学、河南水利专科等院校。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内迁及其分布统计表》，1941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辗转迁移，历尽艰辛   
    抗日战争时期的高校内迁，西北达陕甘，西南及云贵，中部溯江而上至四川各地，途中交通不便，许多学校一迁再迁，颠沛不堪。师生在随校内迁过程中，辗转迁移，历经磨难。   
    在长沙遭空袭后，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内迁昆明。从长沙到昆明，既无直达铁路可通，原来的简陋公路汽车又不便通行。只有一条乘粤汉路火车到广州，出香港，从海路取道越南海防，再改乘滇越路火车到昆明。当时准备赴滇学生为820人，分成两路入滇，一路是女生和身体较弱的师生及教职员眷属，走上述这条路线；另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参加旅行团的学生244人，教师有闻一多等11人。2月20日，旅行团出发，几天后到益阳，离船开始步行。渡沅水走常德、桃源。旅行团翻山越岭，晓行夜宿，行路艰难。3月7日更被暴风雨雪困在沅陵。不久，过湘黔交界处的鲢鱼铺，走贵州玉屏、镇远，3月30日到贵阳。4月4日旅行团冒雨离贵阳，乃经安顺、镇宁等地，过胜景关入云南境内，经曲靖、马龙等地，4月28日至大板桥，然后到昆明。经过68天长途跋涉，行程3360华里，旅行团师生于4月末到达昆明。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南通学院医科三迁西南。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成立于1934年9月，设镇江北固山麓大教场，陈果夫（时任省政府主席）兼任院长，胡安定为教育长。招收卫生行政科、医科、卫生教育科学员。抗战爆发后，陈果夫辞去院长职，由胡定安继任院长。11月23日学生乘船溯长江西迁抵汉，转道长沙，再由长沙溯沅水直抵沅陵。抵湖南学生135人，运出图书1200余种，仪器标本2600余件，药品卫生材料2000余份。当时借沅陵油漆职校校舍之一部，并临时搭建草房，租用民房，匆匆开课。   
    南通学院医科，1912年由张謇创设，初名南通医学专门学校。1927年8月，改为南通医科大学。1928年农、医、纺织三科合组为南通大学，1930年改称南通学院。抗战爆发，南通医科因靠近淞沪战区而停课，师生于扬州改办第七重伤医院，救护前线转来的受伤将士，后转迁湖南衡阳并复课，由洪式闾主其事。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和南通学院医科在沅陵和衡阳复课后，因经费无着，同感艰困，分别多次请教育部救济，教育部以统筹计，令两院科合并。1938年8月9日，在沅陵合并改组为国立江苏医学院，改属教育部领导，胡定安为院长。   
    国立江苏医学院成立不久，因长沙会战，沅陵逼近前方，非安心教学之所，乃于11月24日迁院贵阳。设驻筑办事处于贵阳东门内湾弓街第12号。1939年1月25日临时在贵阳达德学校校舍上课。苦无适当院舍，复作迁重庆之计，3月23日，院址勘定北碚，购北碚地方医院为院舍。4月14日贵阳停课迁院。5月23日，在北碚开课。1940年6月24日，日本飞机二次炸碚，附属医院三等病房中弹被毁。1945年10月4日，接洽镇江院址之接收与保管。1946年9月19日，学院从重庆北碚迁返镇江原址复校。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教育部函复各方询问及各类专科以上学校名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2137。   
    同济大学六次迁校。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同济大学将学校原在吴淞的主要教学仪器和图书等，分批抢运到上海市区，迁入地丰路静安寺路口（上海公共租界内）121号房。8月末，日本飞机轰炸吴淞地区，将学校的大礼堂、办公室、工学院、理学院、电机馆、解剖馆、生理馆、材料试验室、实习工厂、图书馆及教授与学生宿舍等建筑，尽数破坏。   
    1937年9月，学校决定暂迁浙江金华。10月20日，在金华正式上课。未及一月，倭寇进犯杭州湾。11月，因日机不断空袭金华，同济决定第三次迁校，由金华迁江西赣州。1938年1月底在赣州开课。医学院从上海迁到江西吉安。   
    1938年7月，九江危急，局势突变。同济决定第四次迁校，新校址设在广西贺县的八步镇。学生分两路：一路从赣州过大庾岭到韶关，然后乘火车到广州，再乘船沿西江到广西梧州，尔后背负行装，翻山越岭，步行几百里到八步镇；另一路从赣州步行至韶关，转车去湖南衡阳，再到全县，然后步行至桂林，再乘船由漓江而下至平乐，步行到八步镇。行程两个月。同学们忍受饥饿和疲劳，翻越荒无人烟的山岭。同年12月，学校决定第五次内迁，校址设在云南昆明。迁校分为两路：一路是毕业班、女同学、患病学生和教职工乘汽车经柳州、南宁到龙州；另一路是男同学组织的步行队，先步行至柳州，休息一段后再步行至南宁，然后乘船到龙州。两路人员在龙州集中后，再乘汽车经凭祥出镇南关（今友谊关），至越南同登，经凉山、河内、老街至河口，进入云南。1939年春节前分批到达昆明。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1940年夏，日机施行“疲劳轰炸”，经常侵扰昆明，威胁师生安全，学校组成以周均时校长为主席的迁建委员会，决定第六次迁校，迁往四川南溪李庄。10月启程，经川滇公路和滇黔公路入川，由于山陡路险，行程艰难，装运测量仪器的卡车在贵州威宁附近翻车。1941年3月，同济才得以在南溪开课。   
    浙江大学在抗战中多次搬迁，不得稍安，先后达六七次之多。1937年11月，倭寇迫近杭州，全城大震，1937年11月该校先是分三批迁浙西天目山、建德。12月，杭州沦陷，浙江大学又从建德分批入赣，刚到金华，遭遇敌机轰炸，火车停开，师生水陆两路并进。步行师生，一路风雨兼程，有时遭遇敌机轰炸，白天走路，饥肠辘辘；有时晚间倒卧干草中睡觉；坐敞车的学生，因夜间结霜，冻得浑身麻木。整个行程历时25天，行走752公里，到达江西吉安。1938年3月，浙大南迁泰和县城郊上田村。1938年夏，倭寇侵占九江等地，江西全省震动，浙大被迫迁徙桂北。教育部原要浙江大学迁贵州安顺，后学校决定先迁广西宜山。正在湘桂道上为迁校奔忙的校长竺可桢，忽闻次子和夫人因病相继逝世，他忍住悲哀，以学校事务为重。教工、学生将26吨计300件行李装船起运，航程艰难，货船曾遭空袭，遇触礁，历经劫难才到宜山。另有400余件图书仪器当年夏启运，1939年春，才抵达宜山。1938年10月底学校复课后受到疟疾的威胁，仅两个月患病者达146人。1939年2月5日，日机18架．轰炸浙大宜山校部，投烧夷弹、爆烈弹118枚，炸毁浙江大学之标营宿舍、礼堂、教室多间，弹坑直径一丈五六左右。该年9月15日，又遭敌机轰炸一次。1939年11月，南宁失陷，浙大决定迁往贵州遵义、湄潭等地。黔桂路上山峦重叠，又逢冬季，行路十分艰难。旅途中有时连打地铺的地方都没有，竺可桢校长见此情景，就把自己的床铺让给学生，自己悄悄地挤进汽车里过夜。1940年2月，浙江大学在遵义开课，设文、工、理、农、师范5个学院，其中农学院、理学院、师范学院迁到湄潭，各院一年级也同时赴湄潭。浙大还设有永兴、青岩分校。李华超等：《浙江大学在湄潭》，载《抗战时地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125页。这样，浙大师生经过三年颠沛流离，辗转五省，终于在贵州找到一个立身之地。从1940年入黔到1946年返浙，在此度过了长达6年多的时间。   
    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八年中八迁校址。先由广州迁至广西梧州，再迁藤县，三迁融县，四迁广东乳源，五迁连县，六迁曲江，八迁罗定。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大学各项统计表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2048。   
    内迁西南、西北的高等院校，大都历尽艰辛，一迁再迁。也有在内迁过程中，一直以演剧宣传为主的，如国立艺专。国立艺专的前身——国立艺术院，创建于1928年，由蔡元培创办，林风眠任院长，院址在杭州，设有绘画、雕塑、图案、音乐4系。1931年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7年抗战爆发后，西迁至湖南沅陵，与北平艺专合并，改名国立艺专。西迁途中，艺专师生组织“抗敌宣传车”，每到一处，便及时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经过长途跋涉，国立艺专于1938年底到达昆明，校舍暂借昆华师范。1940年，艺专新增设的建筑系并入西迁的国立中山大学。同年，国立艺专迁往四川壁山，校长几次更换，最后由潘天寿主持。抗战胜利后，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分别恢复原校，杭州艺专仍称国立艺专。《国立艺专在昆明》，载《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111、116页。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第26节 高校内迁及遭受轰炸所受损失(2)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迁。该校创立于1913年11月，由美国传教会创办，原名扬子江流域妇女联合大学，1914年11月改名金陵女子大学。1928年由金女大首届毕业生、留美博士吴贻芳为校长。1930年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英文、历史、社会学、数理、化学、生物、体育、医预科、国文等10个科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分散在上海、武汉、成都三地办学。1938年1月，集中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原址招生开学。《南京师范大学志（1902—1992）》，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金陵大学内迁。1937年全面抗战随即展开，首都南京各校相继内迁。当时美国在中国有治外法权，金陵大学的西方人士对迁校无所谓。10月4日，该校在南京仍照常开学。但因局势恶化，淞沪、苏州、常熟先后沦陷，学校只得闭校停课。乃匆于11月25日，11月29日，12月3日，分批西迁。慌乱之中，教育部无法提供运输工具。1937年11月19日，校长陈裕光致函教育部，“惟政府机关纷纷西移，交通工具一时不敷支配，致本校员生300余人及全部设备均停滞校中。钧部对于本校素极爱护，拟恳设法商拨船舶，俾能及早成行而免危及员生安全。苟钧部未能设法，则恳转呈军事委员会或迳电钧部发给放行护照二纸，俾本校自行觅得船舶时，沿途航驶不致发生困难”。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为本校迁蓉继续上课拟恳钧部商拨船舶不致困难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7。12月30日，校长陈裕光在汉口又求援于教育部，“在京人员业于上月杪陆续脱险到汉，并已先后转宜虞轮赴蓉，筹备复课。图书仪器亦由京运抵宜昌。刻下该埠交通拥挤，本校图书仪器400余箱约125吨及全部随行员生300余人，均无法再行西进。恳祈钧部念国家培护高等教育之艰难，转咨运输各关系机关特予本校运输便利”。历近三月，经汉口、宜昌、万县、重庆而抵成都华西坝，承四川省政府及华西大学之协助与合作，理学院设于华西大学内。1938年3月1日正式开学。此时在校教职员共计145人，学生计387人。理学院之一部分为学生实习便利起见，移在重庆借用上清寺求精中学校舍上课，并逐渐发展成理学院事实上的分院。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私立金陵大学要览及概况报告简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藏，全5，卷2145。西迁中，师生经历了精神和肉体的严峻考验。第一批师生曾在轮船上4天4夜只吃两顿饭，15天才走到重庆。   
    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的西迁。该校原设于南京白下路，校舍系租借而就。1937年9月2日，该校校长孟目的呈文教育部，“窃因国难严重，军事紧急，首都为全国重心，自抗战以来无日不为敌机袭击。因之本校新生考试，旧生续学均受影响，长此以往则我国与国防至关重要之药学教育将无由发展，兹为各学子免除失学计，拟恳钧座准予暂迁武昌定期开学，谋救国之分工作长期之抵抗。”之所以选择武昌，是考虑“武昌为全国中心，交通便利，若为教育输取器材或补充后方勤务等在调动上俱亟易行，倘国难平服，顺流而下指日返京，异时自无长途跋涉之虞也”。并申请迁移费5500元。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关于迁校及校舍建筑等问题呈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5287。鉴于“前方救护工作端赖医药，方今抗战伊始，而此项人才已大感缺乏即医药用品来源杜绝罗掘已空，不敷尚巨，故目前造就药学人才较之平时更为重要，制造急需药物尤为当今迫切事业。职校为惟一国立药校，对于造就药学人才职无旁贷”。于是，1937年9月10仍在南京继续办理招生事宜，同时派员赴武汉租赁房屋，着手将校址迁安全地带。9月15日，校中应用家俱及仪器药品，已装箱搭楚英差船运赴武昌知关。   
    学校迁武汉历时3月，教育部即于12月25日通知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以敌军深入，势将危及武汉，着即日迁渝开学，以免学业中辍，并着令陆军卫生材料厂合作利用川省土产制备急需药品以利长期抗战”，于是，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