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的佛缘

    赵朴初生平简介：赵朴初，男，汉族，1 9 0 7 年生，安徽太湖人，民进成员，大学文化。１９２８年至３８年任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秘书，上海佛教协会秘书。１９３８年至４５年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中国佛教协会秘书、主任秘书，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上海静业流浪儿童教养院副院长，上海少年村村长。１９４５年至５０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任民进上海分会副主任。１９５０年２月至５３年６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１９５３年６月至８０年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顾问，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１９８０年以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委、副主席、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民进中央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代表，第一届、二届、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届、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赵朴初先生在世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全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同时，人们都知道，他又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师。还是一位长期从事社会救济救灾工作，慈悲为怀的慈善家。

    尽管他的活动涉及那么宽泛的领域，贯穿其中的主线始终是佛教。自上一世纪二十年代他到佛教净业社当文牍，在上海佛教会当秘书，兼中国佛教会的文书工作开始至2000年5月21日逝世，七十多年中他的生活与佛教紧密相连。今天，中国佛教协会庆祝成立五十周年，这其中有四十七年是他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直至会长的。他的影响是那样深入人心，可见他的佛缘殊胜。

    赵朴初的佛缘源远流长，在母亲的影响下，他自幼便对佛教慈悲的情怀充满敬仰。不满十岁时随母亲去家乡的廨院寺，住持以庙中火神殿为题出一上联：“火神殿火神菩萨掌管人间灾祸”，他当即以庙中观音阁为题应一下联：“观音阁观音大士保佑黎民平安”。在他心中观音的慈悲、智慧、和平是早已扎根的。

    1927年他在上海“觉园”养病，“觉园”内有一个佛教净业社，是一个由佛教界上层人士组织的念佛团体，赵朴初对于念佛与“无我”的关系及念佛增强对佛的信念这一方面深有体会。同时，对于与此相关的仪轨乃至唱念也都非常熟悉。

    当年的“觉园”又是一个佛教界高僧大德会聚的佛教活动中心，1929年成立的中国佛教会历届大会都在这里召开。

    赵朴初在这里担任文牍员、秘书、文书等职务，除认真办理佛教事务外与圆瑛、太虚、应慈、关炯之、王一亭、黄涵之等都有交往。九世班禅在觉园成立蒙藏学院，斯里兰卡的纳罗达法师在此讲南传佛教，使他在佛法、教义方面感受到了三大语系的教导。而这里佛教图书馆收藏的《大藏经》及诸多佛教经、律、论也使他更深入地认识到佛教的真谛，从而对佛教产生了信仰。

    由于种种因缘，一些人对佛教的“出世”精神不理解，以为佛教是将一切“寄托于西天与来世”的信仰。事实上佛教是“世出世法不二”的。六祖惠能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赵朴初一生提倡“人间佛教”，正出自这样的信仰基础。

    著名作家王元化曾对我说起，上一世纪三十年代他与赵朴老就有交往。他看到赵朴初在生活中那样积极进取地办事，觉得这似乎与佛教“出世”的精神不大符合，便问赵朴老，“你真信佛教吗？”赵回答：“那当然是真的，这怎么能假”。

    赵朴初的回答是绝对恳切的。他曾对我说“信，先是对佛的信赖，然后是对佛的理解，再将这种理解付诸实行，最后得到证悟。这样一个信、解、行、证的过程循环往返，日益达到更高的境界”。

    信什么？“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认识论；诸行无常，时空无尽的宇宙观；无我利他，度生无倦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

    对于佛教的认识论、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他是认真通过阅读经典向高僧大德求教，去深刻理解的。通过这样地信、解过程指导自己的行为，使他在“世出世法不二”这一点上做到了以“出世”的佛法去行“无我利他，度生无倦”的世间法。

    当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现实，作为一个年轻的佛教徒赵朴初和广大信众一起积极地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动。在全面抗日救国、救亡图存的浪潮影响下，本着“报国土恩”，爱国爱教的精神他接触进步人士，阅读进步书籍，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抗日救亡运动。

    他参与并联合佛教界人士成立“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任总干事，他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任常委，兼任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股主任。

    他夜以继日地奔走于各处难民收容所，集中青壮年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和军事训练。先后组织数批青壮年难民上前线，还通过重重艰难险阻将他们送到新四军军部去参加抗战。

    他逝世以后我听当年在上海负责地下党工作的一位领导说：“那时党要做的，赵朴初也在做，赵朴初做的，也符合党的需要，在工作实践中，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工作自然需要他去做”。

    同时，这一切也都是本着佛陀教导而作的。赵朴老告诉我当年的佛教“护国和平会”制过一枚会章，是一顶地藏菩萨的毗卢帽，表示大愿之意，而这大愿正是护国和平。

    佛教净业社有一个净业教养院，赵朴初是这个教养院的主要负责人。

    教养院所收的成员大都是流浪儿，有的还沾染了许多不劳而获的陋习。他按佛法进行教育，他说：“佛教的教育，要在行住坐卧四威仪中用功，在言语文字之外着手。” 不偏重学知识而强调做人，这是极有精深意义的。

    对于这个集体，他强调“六和”：他说：“出家佛教徒的集团，叫做僧伽，僧伽二字有‘六和’的意义，即是在这一个集团里，人人都要做到身和、人和、意和、戒和、见和、利和，这六和的道理说浅近一点，正是怎样做人的道理；”

    对于教师他要求符合佛“随顺众生种种心性，应机说教”的教法；

    对于有罪错的流浪儿童他要求按佛教重在教他们“发露忏悔从意根上除恶”的作法。

    而对于那些存有不劳而获想法的流浪儿，则要求他们用八正道的“正命”来弃除“邪命”学一手技能来生活。

    他没有把这些孩子按出家人的要求培养为僧人，而是让他们成为自食其力，服务于社会的有用之材。这不仅因为出家本身要讲因缘，而且当时社会确实需要大量的人才。在他的指导方针下，这里出了许多人材，有干部、军人、作家、工程师、艺术家……。前年我曾与其中一些人交谈，我发现他们身上都有正义、为人民、慈悲的精神，这也是赵朴老种下的佛缘。

    他的言行深得高僧大德的肯定。太虚法师逝世前十日，以电话招赵朴初至玉佛寺相见，送赵一本自己著的《人生佛教》，勉励他今后努力护法。

    五十多年后，茗山法师去医院看赵朴老，二人谈起了当年这段往事，茗山法师说：“这是太虚法师把弘扬人间佛教的事托付给你了。”

    护法，广义来说指归依佛法、护持三宝的神灵，狭义则指穷究密教奥义的高僧，及修行者所驱使的神灵。但今天来看，它就是‘护持正法’之义。一个人认真修学佛法、依教奉行，表现出佛教徒应具备的精神风范，使社会对佛法产生好的观念，这有利于佛法的存在并得以发扬光大，这便是好的护法。数十年实践证明，赵朴老是一个好护法。

    新中国建立前夕，为迎接上海解放，各界人士成立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赵朴初任总干事，负责收容难民，维持治安，看管散兵游勇的工作。他组织佛教信众在玉佛寺举行座谈会，迎接上海解放，保护了寺院和圆瑛法师等高僧大德。

    上海解放后他负责华东生产救灾的工作，那时上海有游民60万，他在解放军协助下觅地安置，给以衣食、医病、教育学技艺，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再一次体现了佛教慈悲精神与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一致。

    1950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军管会决定由赵朴初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救济物资接收过来作救济之用。这是一笔极为庞大的物资，当“三反”运动开始后，他在运动中经受了上海、华东和中央的三级审查。审查结果，没有任何问题。他这次考验反映了他的道德观，也显现了他的修养。周恩来总理赞扬他“一尘不染真是难得”，决定调他进京。开始原想让他负责慈善救济工作，他想到自己和佛教的因缘还是希望在宗教界，周恩来总理同意了。

    这样重大的决定当然不是个人的想法，事实证明这是他依佛缘行事的结果。他坚信佛法面前人人平等，因此不论是被人视为“只知叩头烧香”的一般信众，还是“深谙佛学”的学者，只要是尊重佛教，行善止恶的人他都广结善缘。因此他人缘特佳结交的朋友贫、富、老、少都有，为此完成了许多于佛教、于众生、于社会都有利的大事，在这个基础上，佛教界许多事也自然地想到他。

    一九五二年初，中佛协尚未成立，有着悠久历史在海内外影响深远的金陵刻经部，因无人过问破落荒芜，一片凋敝，杂草丛生，居士们想到赵朴初便派人特地赶到上海向赵朴初报告情况，他知情后立即与圆瑛法师等高僧大德一起组成“金陵刻经处护持委员会”，由他担任主任委员，恢复了这一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

    他弘扬佛法广结佛缘是随时、随地、随缘进行的，一九五二年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他代表中国佛教界将一尊药师像委托日本朋友转赠日本佛教界，引起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此后他在日本受到普遍尊重，享有极高的荣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老一辈革命家们对于宗教信仰自由这一点不仅坚持而且对宗教界尊重关心。

    在大好形势下，全国广大佛教徒，都希望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中国佛教协会，而有此殊胜佛缘的赵朴初自然是理当担此组织重任的。与广大信众一起，他参与发起、组织了中国佛教协会。在中国历史上佛教第一次实现了三大语系、各民族、各地区的大团结。

    中国佛协创办了中国佛教最高学府——中国佛学院；恢复和修整了金陵刻经处；编印、发行了会刊《现代佛学》。

    为了纪念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年，中佛协进行了对《房山石经》的发掘、拓印的浩大工程，使这一部历经千年、刻在石板上的稀世法宝得以重放光辉；编印了《释迦牟尼佛像集》、《中国佛教画集》，精心制作了一批佛像，在各大寺院举办了纪念法会。

    应斯里兰卡政府和信众之请，中国佛教集中全国的佛教专家学者，成立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承担英文《佛教百科全书》中国部份的编撰与翻译。

    班禅大师等活佛进京，视察内地佛教工作，依法灌顶，加强了汉族佛教界同兄弟民族佛教界的联系和团结，佛牙舍利到云南供各民族信众朝礼，密切了云南边境上座部佛教和内地佛教的关系。

    面对宝镜重光，法炬复燃，像设严饰，气象万千的大好局面，赵朴初一面和大家一起为佛教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勇猛精进，一方面他深知由于过去佛教长期的衰落，存在着不少缺点和局限，外界也存在着许多误解与障碍，对待这一切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当时的现实生活里，宗教工作中“左”的影响确实带来了不少问题。

    赵朴初以戒、定、慧三学，止观双修的修养方法来看待复杂的因缘。首先他要做到持戒谨严，那就是本身正。同时他还要有定力，既不为成绩沾沾自喜，也不因看到那些有违宗教政策伤害法师、居士的事而产生嗔心。他知道有些现象除了有些人是对待宗教心怀敌意外，大多数还是出于不理解，这就需要用智慧去启迪无明。而这离不开止观双修的修养方法，让自己止息一切妄念，贯注特定的事物现象，生起智慧来观察。

    他想起早在一九五一年他曾和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一起观看《江汉渔歌》，看后他写清平乐一首，结尾有“收拾千年公案，来听江汉渔歌”之句，陈市长很幽默地对他说“你们佛教也该收拾千年公案了”。他和陈市长关系不同一般，不仅在工作中十分密切，个人交往也很融洽，但这句话还是使他认真地作了思考。他知道长时期来由于种种因缘，对宗教的“消灭论”、“鸦片论”在社会上还是很有影响的，陈市长也难免。

    他又想到毛泽东主席和他讨论《金刚经》中“说是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的”内容时，毛说：“先嘛肯定，后嘛否定。”他说：“不!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毛泽东表示“很难理解。”赵朴初明白“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佛教教义不是那样容易理解的。要当好护法绝不能简单化地对待这些牵涉到多种因缘的事。他熟谙因缘不成熟不刻意强求的佛理，耐心细致地为护持佛法长期地工作。“万法因缘起，缘谢法还灭。”护法就是要护缘。

    他写《佛教常识答问》本着讲事实，不渲染的精神，用人们能接受的常识答问形式深入浅出地把佛理表述出来，使人们对佛教进一步理解。这本书开始发表时用“饮水”作笔名，这具有生动而含蓄的用意，禅宗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说明对佛法的理解是要在行、证中去体会的。

    周恩来总理根据日本及广大亚洲国家多信奉佛教的习俗，嘱咐赵朴初通过佛教交流增进国与国之间人民的友谊。这是广结善缘利国利教利众生的大好事，作为“佛教大使”他通过佛教交往推动了民间友好和文化交流。佛牙舍利到缅甸，锡兰巡行；邀请十个国家和地区佛教界人士参加纪念玄奘法师逝世一千三百周年的大会；中日佛教界冲破重重阻力发起纪念鉴真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的活动，掀起了加强日中友好、促进两国邦交正常化的群众性热潮。这些都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佛教徒爱国爱教的善因。

    而对当时社会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影响下，佛教工作中出现的失误，佛教事业经受的曲折和挫折的考验，他都以“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佛理尽可能地予以护持。这是极为复杂的，许多事情直到中国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逐渐解决。

    念诵《心经》是赵朴初日常的功课，这是他“信、解、行、证”中重要一环，因此在“文革”中他能做到“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恐怖，远离颠倒梦想。”面对劫难，他仍尽可能地护持佛法，不乱说自己，不乱说别人。

    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主要负责人在靠边、劳动，“闭门思过”的日子里关心的仍是国家与佛教的命运。一九六九年在家靠边接受审查，他想到佛教信仰不仅对稳定社会、教化人心有很好的作用，而就文化含意来说其影响早已深入人心。这是不可忽视的。他认为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当时他就打算将源自佛教经论的日常用语收集起来，出一本小册子，名曰《俗语佛源》，让人们理解佛教的教义与影响。一九九三年在他的指示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了这本书。

    只要有可能，不论多困难，他照样运用智慧努力护持正法。文革中，南京金陵刻经处未能幸免于难，几乎沦为一个“大杂院” 。1973年，南京金陵刻经处创始人杨仁山的孙女杨步伟、孙婿赵元任夫妇，从美国来访周总理，谈及金刚陵刻经处的事情。总理说，赶快把赵朴老请来。赵朴初介绍了有关情况，并特意说，当年鲁迅先生曾经出资在那里刻印《百喻经》。在那个年代鲁迅先生几乎是唯一没人敢批判的大旗，周恩来一听，完全明白了，马上将恢复刻经处的任务交给佛教协会赵朴初办理。在周总理的支持下，赵朴初顶着“左”的干扰，为恢复刻经处而九下南京奔忙。浩劫之中，金陵刻经处又一次起死回生。

    1975年10月，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方面第一次邀请佛教巡礼团访华。赵朴初全程陪同。在“左”的影响十分强大的情况下为国际友人导游，表现了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坚定的信念。

    他说：“中国有十亿人口，其中一定会出现复兴中国佛教的人才。我对中国佛教的未来毫不悲观。”他的态度使听者十分感动。

    对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护持正信的领导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敢于直言肯定他们的精神与人格。在陈毅副总理的追悼会上，他不顾当时的险恶环境，拿出态度鲜明、辞严义正的悼诗送给陈毅夫人。而在追查“天安门事件”及“政治谣言”的会上，他平时慈眉善目的菩萨相变成了怒目金刚样，明确地表示自己悼念周恩来总理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只是尊重他为国家的贡献、对人民大众的功德。他的公开发言，体现了佛教徒无私无畏的精神。

    “文革”结束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佛教进入了恢复与振兴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对“左”的思潮的批判，人们对宗教有了进一步地认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更加深入人心。误解与阻碍大大消除了。新一代的领导人在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传统基础上，对长期与党和政府肝胆相照、患难相共的宗教界人士倍加倚重。经历了长期的考验，赵朴初的佛缘更深，影响更大了。

    他当选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佛教协会掀开了新的一页。

    他提出弘扬佛法离不开场所，为此，佛协协助党和政府制定文件明确寺院管理体制确定全国重点寺院名单，恢复、收回和修整了一大批著名寺院。

    他强调在宗教信仰自由这一外缘具足的情况下，佛教自身建设的好坏是决定佛教兴衰存亡的根本内因。

    当他看到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佛教界有相当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驰、追名逐利，为防止这种风气侵蚀佛教的机体。他要求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首先是要求寺院僧尼具足正信、勤信三学、遵守戒规、严肃道风、他亲自树立样板，表彰道风好、修行好的寺院。

    中佛协恢复了中国佛学院，对僧教育提出了“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等方针和措施。他提出人才第一重要，这是关系中国佛教命运的头等大事，是我国佛教事业建设与发展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为此他不拘一格在年轻僧人中选拔人材，在他指导支持下举办了数期执事训练班。

    为护持正法，在大力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素质的同时，他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深入调查研究，认真负责地参加有关法律政策性问题的协商，反映情况。这些都得到了领导人的肯定，认为他敢于突破禁区，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积极献策进言，确实是共产党的挚友、诤友。

    为了使更多的人理解佛教，他联合了一批教内外的专家学者，成立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他要求佛教文化研究以信仰作本位，以文化为载体，弘扬佛教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内所积累的丰硕成果，要让这一笔人类文明宝贵财富，在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放射异彩。

    他老了，因为病长期住院。他以诸行无常，时空无尽的宇宙观，无我利他，度生无尽的人生观面对生、老、病、死。在病中他仍坚持工作，曾口占一诗：一息尚存日，何敢怠微躬。众生恩不尽，世世报无穷。

    一九九六年他写下遗言“生固欣然，死也无憾” 。是啊！人身难得，佛法难闻，一生中能接触到那么多善知识和他们一起为护持正法做了那么多的事，难道还不欣然吗？而眼看种下去的善因结了果实，后继有人，还有什么遗憾可言？“我兮何有，谁与安息。”他明白诸法无我，殊胜的佛缘是众生的成就。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明月清风，不劳寻觅。”只有佛缘留在人间，有待后人发扬光大。